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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时间观念来自何处? 简单地回答,来自人类观察感知到的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然而泛 泛地谈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只涉及到运动过程中的时间或运动速度中的时间。这样的时间流程是模糊不清的,难以分段和计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时间观念的解析及中西传统时间观的比较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何谓“时间”?时间的所谓“本质”是什么?何谓“时间意识”或“时间观念”?它们的所谓“本质”又是什么?这篇文稿并无这样的意图,对诸如此类既古老又“纯粹”的时间哲学问题进行求索和提供答案。
本文将集中研究以下几组同时间哲学有联系的理论专题。第一组是与人的“时间观念”相关联的理论专题。其中包括:如何“还原”出时间观念的问题;时间观念中的时间样式的划分 问题;时间观念形成的渊源问题;时间观念中的时间维度问题。附带说一句,此处提到的“ 时间观念”是超地域、跨文化的,对任何民族均一视同仁。因此,它可以为研究和比较中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时间观奠定一个普遍适用的理论基础。? 第二组理论专题是:首先纵览中西方时间观的概貌,然后分别介绍中国和西方传统哲学中的 几种有代表性的时间观。其中包括三个理论专题:
(1)综述中西方哲人对时间观念作出的 不同解释。
(2)综述中国传统哲学中从《易经》开端的某些学派的时间观,这个专题主要 涉及先秦时期的《易经》、儒家(孔子和孟子)、道家(老子和庄子)、墨家和《易传》中独具特色的时间哲学及其时间观,力求做到“见一斑而窥全豹”。既然只见“一斑”,战国后期的“诸子”,两汉以降的董仲舒、王充、魏晋玄学、中国佛教和宋明理学……的时间哲学及其时间观皆付之阙如。至于设定超越时间之流的时间观,如董仲舒所云“天不变,道亦 不变”的“天道不变说”的超时间观,又如《大乘起信论》标榜的“一心二门”论,其中涉及与“心真如门”相关的“真如不生不灭”的超时间观,由于篇幅所限,不得不或者割爱或者点到为止。
(3)综述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某些类型的时间观,重点介绍延续两千余年从柏 拉图、亚里士多德经圣·奥古斯丁到牛顿、康德等为数不多的几位先哲的时间哲学。比方说,基督教教义和基督教哲学涉及的某些时间问题,例如,是上帝在现成的时间流程中创造世 界万物?还是上帝既创造了世界万物,又创造了用来创造万物的时间流程和万物演变的时间流程?均在略加点染之列。
第三组理论专题是:对中国和西方传统哲学的时间观中几个发人深省的方面作一些对比研究 。笔者概括出了以下五个方面:
(1)观察时间与体验时间;
(2)时间之“体”与时间之“ 用”
(3)依存时间(相对时间)和纯粹时间(绝对时间)
(4)实在性时间和非实在性 时 间;
(5)线行性时间和周行性时间。要作两点说明:其一,为了设定以上五个可资对比的方面,笔者不得不自创了一组同中西方时间哲学有关的术语。
其二,中国和西方传统哲学中 各自的时间观的独特之处远不止以上几个方面,笔者不过是列举出其中的较为醒目者而已。
一、事象世界及其时间流程
时间是流动不已的。时间之流总是事象的运动变化中的时间之流。换言之,事象世界的动态 过程或行为过程中蕴涵着时间进程。既然探讨时间之流的问题牵涉到事象及事象世界,所以有必要对后者作一些简要的说明。所谓事象,包括有形体之象的各式各样的物体,有相状之 象的声音、气味、味道、硬度、温度、湿度等等,有动态之象的位移、运动、变化、发展、动作、姿态等等。凡事象皆有形象,都是可观察感知的。(参见拙文《事象·关系· 过程--兼论“物”、“心”和“人”》,载《思想战线》2001年第5期。〖ZW)〗从某种事 象哲学的视域去审视, 即可认定,事象及其形象均为“合成性”的,因此有可能在事象哲学的视域中对它们作出相应的“分解”。同理,从上述事象哲学的视域去审视,还能认定,事象世界内的时间之流也是“合成性”的,对任何样式的时间进程也能进行相应的“分解”。分解事象世界内的各种时间之流,需要寻找一组既相关又合适而且可操作的术语,笔者选择了胡塞尔在阐释现象学 方法时创立的“悬搁”、“还原”、“剩余”等可操作的术语。应该作一点声明:当我使用此类术语时,已经在不同程度上离开了胡塞尔赋予它们的原义。?
事象及其形象在事象哲学层面上的分解可以采取几种方式,其中的一种方式只涉及事象的可 观察感知的形象。运用这种方式可将事象的形象中属于或被称为“物象”的方面“悬搁”起来,“剩余”的则是属于或被称为“实象”或“映象”的方面。倒过来讲,将事象的形象中属于或被称为“实象”的方面“悬搁”起来,“剩余”的就是属于或被称为“物象”的方面。打个比方,如果事象及其形象是个硬币,其一面是“物象”,翻过来,另一面就是“实象 ”。说到底,“物象”、“实象”云云,不过是同一形象的两个不同的“显示面”或两种不同的“说法”而已。?举个例子,被我们叫做“书桌”的那个事象有形体之象,桌面是长方形的,有四条桌腿…… 如此种种,从一个方位去审视,这里有一个名为书桌的事象及其形体之象的“物象”,至于它又是视觉之内的“实象”就不作考虑了(已经“悬搁”起来了)。换一个方位去审视,我们看见了一个名为书桌的事象及其形体之象,在视觉中有一个关于书桌的形体的“实象”,至于这个“实象”是否来自它之外的“物象”则勿须过问了(已经“悬搁”起来了)。
对事象世界内蕴涵于各种形象中的时间之流,也可运用上述方式作出相似的“分解”。还记得古希腊哲人赫拉克里特说过的一句名言:“你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河水中的水是不断更新的”。其理由是,一切都在变动,河水也潺潺流动,第二次涉足的河水不 再是第一次涉足的河水了。河水流动暗示时间流动,时间流动潜藏于河水流动之中。时间之流像河流一样滚滚向前,因此第二次涉足的时间段已经不同于第一次涉足的时间段。流动的 河水之象以及相关的时间之流,从一个方位上讲,它是“物象”中的时间之流。
换个方位讲,它又是赫氏观察感知着的“实象”中的时间之流。其实,事象的形象中的时间流程在传统 的本体论意义 上是“中性”的。区分“物象”中的时间流程和“实象”中的时间流程,区分“客观时间” 和“主观时间”,不过是按照事象哲学的要求,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同一个事象世界及其形象中的时间流程而已。这种区分并不包含传统的“唯物”或“唯心”之类的本体论或认识论的预设或承诺。之所以对“中性”的时间流程作出上述区分,是因为笔者筛选了“实象 ”中的时间流程作为思考与时间有关的哲学问题的基石。?感觉知觉的“实象”经常潜入记忆之中,在回忆活动里转化为与“实象”对应的“心象”。
同理,“实象”中的时间流程也经常转化为回忆中的与“心象”相关的时间流程。“实象” 和“心象”中的时间流程,再加上想象着和思考着的时间流程,构成了“时间意识”或意识到的时间流程。时间意识经过提炼、整合萌生了“时间观念”。时间观念是笔者选取的研究某些时间哲学问题的起点和支点。古今中外的哲人直接面对的是自己的或他人谈论着的时间 意识或 时间观念,然后推演并建构他们的时间观和相应的时间哲学。正因为如此,由事象世界中的时间之流“还原”而成的时间观念,同样可充当对中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时间观进行比较研究的起点与支点。
时间观念中的时间样式的划分,是我长期反复思考的有关时间哲学的理论问题之一。我考虑 的是,最基本的时间样式到底是二分的、三分的、还是四分的。“二分法”是研究者对时间样式进行分类的最常见的模式。麦克塔嘉特(J?M?E?Mc Taggart,1866~1925)的模式 颇 有代表性,他提出将时间划分为A系列和B系列。时间的A系列以先后为标志;时间的B系列以现在、过去和未来为标志。这样的“二分法”模式颇有道理,而且简便可行。不过,此等时间流程的二分模式,尚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我也考虑过“三分法”的问题,这就是自然时间、人文时间和心理时间。物理时间推广一步就是自然时间;人文时间的核心部分是历 史时间;心理时间的核心部分是体验时间。把上列时间划分的“二分法”和“三分法”模式结合起来,不难形成如下的看法:所有的时间流程都有个先后的问题。心理时间或体验时间 ,人文时间或历史时间,除了有个先后问题之外,还包括有“现在”、“过去”、“未来” 的问题。? 何谓“物理时间”、“人文时间”和“心理时间”?在何处起步去划分时间观念中的三种时间样式?用什么方式才能在时间观念中凸显出这三种时间样式?回答上列问题之前,先讨论 另一组更具有基础性的问题。
? 前文已经谈到,事象哲学认定,事象或事象世界是“合成”的,因而可以进行“分解”。另外还谈到,用某种方式将事象的形象分解为“物象”方面和“映象”或“实象”方面,是切实可行的。 除此之外,还能采用另外一种方式对“合成”的事象或事象世界进行有别于前一种方式的“ 分解”。
二者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种方式针对事象的形象,第二种方式直指事象本身。运用第二种方式对事象进行分解必须设立两个前提:其一,任何事象或整个事象世界都是由“物 ”的要素、“人”的要素和“心”的要素化合而成的,所以有可能从事象或事象世界内分解出物理事象、人文事象和心理事象。其二,对三类事象的“悬搁”与“还原”,仅仅涉及审视方位的转换,而勿须作出传统的一元论,二元论或多元论的本体论预设。(为了节省篇幅 ,有关如何分别“悬搁”与“还原”出三类事象的过程问题,姑且存而不论。)?前文亦曾谈到:事象世界的时间流程同样是“合成”的,同样可以进行“分解”。现在有条件来讨论本节开头部分提出的问题了。根据刚才列举的两个前提,我们也能按第二种方式对 进入观念中的事象世界的时间流程进行“分解”,分解出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人文时间或历史时间,心理时间或体验时间。“分解”的步骤可作如下的简述。
其一,将事象世界的时间流程中的物理时间和人文时间“悬搁”起来,不加考虑,可“还原 ”出心理时间,即心理事象中的时间流程。时间观念中的心理时间是时间哲学或心理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所谓心理时间大体上涵盖以下几个方面:⑴感知到的与“现在”有关的时间流程;⑵回忆中的与“过去”有关的时间流程;⑶预期中的与“未来”有关的时间流程;⑷ 想象中或思考中展现的时间问题。
其二,将事象世界的时间流程中的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悬搁”起来,不加考虑,可“还原 ”出人文时间,即人文事象中的时间流程。时间观念中的人文时间是时间哲学或人文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所谓人文时间大体上涵盖以下几个方面:⑴人的行为或人的实践活动中含有 的时间流程;⑵社会生活、历史发展和人生经历涉及的时间流程;⑶人的说写活动谈论着的时间问题。?
其三,将事象世界的时间流程中人文时间和心理时间“悬搁”起来,不加考虑,可“还原” 出物理时间,即自然事象中的时间流程。时间观念中的物理时间是时间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重
要研究领域。所谓物理时间大体上涵盖以下几个方面:⑴物体运动的时间进程;⑵光、电磁、热量、声音等等物理事象的辐射或传播涉及的时间进程;⑶生物进化、地质演化、板块漂 移等等自然事象含有的时间进程。? 不论是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不论是人文时间或历史时间,不论是心理时间或体验时间,都有个怎样分段和如何计量的问题。或者说,都有一个以什么为划分标准?以什么为计算单位 ?对时间流程进行分段和计量的问题。这就意味着还有一种作为时间段落划分和数量计算的时间样式。这个时间观念中的第四种时间样式可以叫做计量时间或标量时间。我们日常运用 的年、月、日、时、分、秒等等,都是计量时间或标量时间。自然时间和相关的物理时间、天文时间,人文时间和相关的历史时间,心理时间和相关的回忆过去的时间、展望未来的时 间,无一不需要用标量时间来分段或计算。因此,我又倾向于观念中的时间样式的“四分法 ”:(1)标量时间,(2)自然时间(含物理时间和天文时间);(3)人文时间(含历史时间和 人生历程);(4)心理时间(展望未来和回忆过去)。
人的时间观念来自何处? 简单地回答,来自人类观察感知到的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然而泛 泛地谈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只涉及到运动过程中的时间或运动速度中的时间。这样的时间流程是模糊不清的,难以分段和计量。原始人或上古人几乎不可能从这种模糊不清和难以计 量的时间流程中形成明确的时间观念。严格地讲,人类的时间观念主要来源于观察到的自然运动(含天体运动)和人文运动(含历史进程)的有序性,来源于此等有序运动的节律性或 律动性。可观察感知的事象世界的有序性运动及其周而复始、循环渐进的节律或律动,才是人类形成时间观念的真正源泉。? 人人都可以在观察中印证,有些事象的运动是有秩序和有规则的。在有秩序和有规则的事象 运动 中,又不乏有节律的律动或脉动。
在节律化的律动或脉动中,每一个环节都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比方说,人们观察感知到的世界之内,太阳一起一落,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 周而复始。视域中太阳运行的起落是有序的、节律均匀的。人类就把太阳每次升落、无限循环往复中的每一往复的环节叫做一天、一日或一昼夜;“天”、“日”或“昼夜”就是太阳在空间运动中的一次循环或一次往复。每一天或每一日,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移动同样是均 匀有序、节律分明的,于是,人类又把一天划分为早晨、上午、中午、下午、傍晚和夜间。又如,春、夏、秋、冬自然物候的运动变化也是均匀有序的,同样是节律分明的。人类把物 候的每次显著变化和下一次物候变化之间的时间流程划分为季节。春、夏、秋、冬四季合起来也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一个四季过去了,又来一个四季,每个四季合成一年。在一 个四季之中,从居住在北半球温带地区的人看来,太阳有时候偏南,有些时候当顶或基本当顶。太阳在天空中的“偏南”和“当顶”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其有序性和节律性是显而易见的。太阳如此这般地循环一次,就称为一年。再如,月亮在人的视域中运行和变化,从圆 到缺,从缺到圆,从盈到亏,从亏到盈,从朔到望,从望到朔,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也是均匀有序、节律分明。
从一次月盈到另一次月盈,从一次朔到另一次朔,凭着观察月亮运动 变化的秩序和节律,节律中的一次周而复始,人们把它叫做一个月。? 把年、月、日联系起来就形成了标量时间中的历法时间。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历法和历法时间。一年划分为12个月或10个月,1个月又划分为30日、31日或29 日(阳历的2月份除外)。年、月、日这种历法时间已成为最基本的标量时间。中国传统的历法,把60年定为一个甲子。西方中世纪之后的历法则把一百年叫作1个世纪。古今中外为 了计时的方便,还进一步把每日划分为若干时辰或小时。在中国传统的计量时间观念中,把一日划分为12时辰。在西方传统的计量时间观念中,则将一天划分为24小时。在小时之下, 根据需要又划分出分、秒、毫秒和微秒,等等。? 自然时间中的物理时间是用标量时间去计算的。标量时间可用来计算物体运动的速度或加速和减速。物理学家总是用小时、分、秒等等标量时间使运动的速度全部量化。自然时间中的 天文时间,也是用标量时间去计算的。例如,光运行一年所需时间可用“光年”来量化,天文学家还用“光年”来计量恒星、星团、星系、星系团……相互之间的距离和它们与地球 之间的距离。人文时间或历史时间,当然也需要依靠标量时间或历法时间去分段,去计量。
中国古代,从《春秋》三传开始,就是以年、月来划分和计算历史时间的,形成了世 界上最古老的编年史之一。在古希腊同样出现了以年为计量单位的编年史,如《希波战争史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等。心理时间或体验时间,除非不分段,若要分段,也离不开标量时间或历法时间。打个比方, 我回想一下,昨天做了哪些事。我记得那件事发生在十年前,发生在1991年的10月份。又如 ,我计划明天下午去参加那个会。我期待着明年的生活会过得更充实。总之,自然界的时间 流程或天文时间、物理时间等,人文领域的时间流程或历史发展、人生经历等,心理活动的时 间流程抑或回忆往昔,期待来者等,只有经过标量时间的标准或规范的处理,各种样式迥异 的时间流程才能得到比较精确或明晰的量化与区分。
人人都关心时间问题,人人都具有某些时间观念,人人都以为他对什么是时间了如指掌,并 能作出明确的回答。自然科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生物进化论者、地质进化论者,都牵涉到时间问题。人文科学家,尤其是历史学家、文化学家、社会学家,更是处处要引入时 间观念。心理学家、思维学家,也需要研究心理活动和思维活动涉及的时间流程。上述学科的研究者大多认为,他们熟知所研究的领域中的时间问题。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更是从不同 审视方位对时间哲学(即专门研究有关时间问题的哲学)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形而下或形而上的思考。不可否认,研究时间哲学是哲学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什么是时间?表面看来,很 好回答,若加深究,就会感到极难回答。正如大家所熟知的奥古斯丁的一段名言:“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便茫然不解了。”(奥古斯丁:《 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2页。)
自然时间,特别是物理时间,只过问物理事件发生的前后问题,物体运动或能量运动其速度 中的时间问题。也就是说,只涉及到A系列的时间,而不涉及到B系列的时间。物理现象的观测和实验是可重复的,物理世界大约没有“现在”、“过去”和“未来”的问题。自然科学中的生物进化史和地质演变史,虽然也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生物进化和地质演变中的“现在 ”、“过去”和“未来”的问题。然而,他们不会去追问:“现在”意味着什么?“过去 ”和“未来”又意味着什么?人文科学研究者,如历史学家、文化学家、社会学家等,当然关心各种历史过程,文化模式或社会形态的过去、现状和将来走向,不过,他们也未必对“ 现在”、“过去”和“未来”作出哲学的研讨。心理学或思维科学,虽然关心指向过去的回忆活动,或针对未来的期待活动,然而此等学科,一般也不会对“现在”、“过去”和“未来”作哲学的解析。?从人文的角度和心理的角度都能观察和体验到“现在”、“过去”和“未来”,都能确认三者之间的联系和三者之间的区别。空间有三个维度,即长、宽、高。其实,时间也有三个维 度,这三个维度就是“现在”、“过去”和“未来”。离开了时间的三个维度,就谈不上时间流程和时间观念。
人文时间和心理时间都有个“现在”、“过去”和“未来”的问题。就人文时间中的历史时间而言,可以划分出古代(包括上古、中古和近古)、近代和现当代的 时间间隔。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不但涉及“过去”和“现在”,而且还提到“未来”。比如说,此等学科都对历史、文化、社会的未来有所预期或进行预测。新兴学科“未来学” 更是以预测时间进程的“未来”为己任。就心理时间而言,“现在”往往同当下、目前、此刻的观察感知活动和生成的映象等相联系。心理时间的“过去”往往同回忆、回想、回顾、怀念或缅怀之类的心理状态或心理活动的意向性对象有关联。心理时间的“未来”又同预测、期待、期望、企盼、展望、憧憬,甚至预知、先知等心理活动的意向性对象息息相关。( 本文将书稿纲要中有关探讨“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哲学内涵的部分全删除了。)
五、时间哲学的面面观
时间问题,有关时间流程中的哲学问题,是古今中外历代哲学家都很关注的问题,是哲学界 历久而弥新的问题。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或道德哲学家,无论是儒家或是道家,还是墨家或法家,都对时间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也对时间问 题或时间哲学作了多侧面的阐释。古印度婆罗门教的哲学和佛教的哲学,魏晋以降中国化的佛教哲学,古希伯来的犹太教哲学,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对时间问题或时间哲学同样 是倍加关注,各抒己见。中国的宋明理学,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更是把时间问题视为重大的哲学课题。西方近现代的自然科学家、自然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 ,对时间问题和时间哲学怀有强烈的兴趣,作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探索。
古往今来,中外历代的诗人、作家和艺术家也在各自的创作中展现了自己的时间观。? 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涉及形而下的、经验性的即事象领域中的时间问题。这样的时间, 毫无疑问依存于人们经验着的万事万物,依存于自然事件、生活事件和历史事件,依存于整个事象世界。这样的时间,只能是相对性的时间和依存性的时间。热衷于本体论和形而上学 的哲人们,当然不会满足于此,不会满足于只对时间流程作出相对性和依存性的解释。不少哲学家都竭力追问时间的本质是什么?时间的本原是什么?时间的本体又是什么?除了自然 界和生活中的相对时间之外,有没有超越性的绝对时间?在计量时间和历法时间的相对标准外,有没有衡量一切时间的绝对标准?一句话,这些哲学家认为必须把时间流程或时间观念 划分为形而上的时间和形而下的时间。因而他们十分关注下列问题:怎样出离于形而下的时间领域?能否以及如何营造时间哲学的形而上学?他们还坚信,形而上的时间哲学能够揭示 时间的本质,追溯时间的本原,确认时间的本体。
惟有形而上的时间才是绝对的时间,纯粹的时间,本质的时间。惟有形而上学的时间,才是绝对真实可靠的,绝对确定无疑的。反之 ,形而下的时间,自然界的时间,日常生活中的时间,社会历史的时间,只能是相对的时间,依存的时间,非本真的时间,只有相对的真实性和确定性,甚至可能是模糊不清,虚幻不 实的。? 有些哲学家和多数自然科学家、自然哲学家,标榜客观时间和物理时间。另一些哲学家和不少宗教哲学家,则张扬主观时间或心理时间。以西方哲学为例,前者以亚里斯多德为代表, 后者以圣奥古斯丁为代表。前者十分重视对外在时间、显性时c涞目疾煊氩?汀?凸鄣奈锢?时间一般都与空间相关联,与物体的空间性运动相关联,因此也可以称之为空间化了的时间。
这类时间,一般地说,都是可计量的,可量化的。至于主观时间或心理时间,则另是一番 面目。它们是内在的时间,隐性的时间。它们是“表象流”或“意识流”中的时间流程,只能凭体验和领悟去把握。一般地讲,主观时间或心理时间同外部物体的运动和物体在物理空 间中的位移,并无直接的关联,所以是非空间化的时间。进言之,主观或心理时间是难以计量、难以量化的,至少不能精确计量或精确量化。? 中外历代的哲学家,对时间的延绵性、连续性抑或间隔性、中断性展开了而且不断进行着激 烈的争论。有些哲学家强化时间的延绵性和连续性,他们认为,时间之流是延绵不断、连续进行的时间流程,没有间隔,也不会中断。与此相反,也有些哲学家强化时间流程的间隔性 和中断性。他们认为,所谓延绵的时间流程或联贯的时间流程,是由一个个无限多的“刹那 ”、“瞬间”或时间之“点”连缀而成的。前者关注的是时间之流,后者关注的是时间之“ 点”。
时间的可逆性与不可逆性,以及时间的可重复性与不可重复性,也是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 问题。西方传统的物理学和经典力学,认为物理时间是可逆的、可重复的。与此不同,生物进化论出台后,它所描述的时间有确定的前进方向,是不可逆的,不可重复的。相对论所描 述的时间,即同光的运行和光速相关的时间,是有方向性的,不可逆转不可重复的。人文时间或历史时间,则具有千古一贯的特性,古今中外的哲人从来认为,此等时间流程,有确定 的方向与箭头,不可逆转、不可重复。因此人们常说“人生一去不复返”,“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心理时间是否可以逆转,可以重复,历来是个疑问。回忆和追思一类的意识活动,能把过去“在场”和“即时”的事件“拉”回来,使它们进入现在,在当下的追忆活动中 “在场”和“即时”。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许可以把回忆、追思、缅怀等意识活动中的时间,在一定程度上看成是可逆的、可重复的时间。
六、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时间观
中国传统的时间观,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历法时间与历法观。西方传统的时间观中,也有一套很有特色的历法时间与历法观念。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涉及中西方的天文学和历法学, 而同中西方时间哲学中的核心部分关系不大,所以置而不论。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时间哲学从主流上看,侧重于研究同自然界和宇宙万物相关的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中的哲学问题。中国 传统哲学中的时间哲学从主流上看,偏重于研究同社会生活和人文领域相关的人文时间和历史时间中的哲学问题。? 阐释中国哲学的时间观或时间哲学,应当追溯到《易经》这部古籍。我以为,诞生于西周初 年“成康之世”的《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传统哲学的一个独立的源头。它早于儒家和道家的问世,儒家和道家都从《易经》中吸取了思想和养料。因而,《易经》不 能被说成是专属于儒家的经典,抑或专属于道家的经典。历代的专家对《周易》的书名作了不同的诠释,指出“易”有三义,其中的一个含义是:“易,即变易也。”
“变易”就是运动、变化,其中包含着时间的流程。专家们对《周易》中的“周”,也众说纷纭。“周”既可以指“周朝”之“周”,也可指“周流”之“周”。从“周”即“周流”出发,它告诉人们:事物和生活的变易是周流不已的。像“变易”一样,“周流”中也蕴含着时间之流程,蕴含着时间周而复始之流程。撇开“卦” “爻”符号不谈,仅就卦、爻辞而论,大多是一 些占卜、算卦即预测今后将会怎样的记录。正如朱熹所说的:“《易》,卜筮之书也。”作为卜算和预测记录的卦、爻辞,其间包容了中国上古人朴素而丰富的时间观念。既然是卜算 或预测,当然是卜算或预测“未来”,这里边已经有了关于时间流程的“未来”的观念。《周易》的作者群体非常关心未来的情况,尤其是未来将会发生的事件。卦爻辞记录的是一些 与社会生活、人生经历相关的内容。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祖先关心的是人世和生活的时间,关心的是人文领域中的未来。? 卦爻辞中不断出现“吉”、“凶”、“有吝”、“无吝”、“有咎”、“无咎”、“悔”、 “无悔”等字样。这些字样都用来预测未来,预测人文领域中人们的行动或所做所为指向的未来,以及未来可能的遭遇,包括吉凶或有吝无吝等等正反两面的功利意义和价值取向。
它 再次证明:从殷周时代起,我们祖先关注的是生活的时间流程和人文事件的未来走向,关注的是未来的功利内涵和价值内涵。不少卦爻辞记录了周成王和周康王时代的历史事件,以及 成康之前商代和殷周之际的历史事件。并用这些历史事件已有定评的有吝、无吝、有咎、无咎的功利性或价值性,来预示或测算现在发生的事件,以及它对未来的吉凶之类的功利性或 价值性的取向。从上述卦爻辞中还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周初的人们已经有了“过去”的和“ 历史”的时间观念。这些观念,都是有关过去已经发生的往事或历史事件的观念,都与人文时间息息相关。不仅如此,这些卦爻辞中还暗示着周代初期的人们已经萌生了“以史为鉴” 的思想,有了后人所说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时间观或时间哲学的雏形。
《周易》的时间观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维和传统时间观的影响,可谓大矣深矣。中国传统的时间观或时间哲学向来认为,所谓时间就是指依存时间而言,即依存于社会生活或人文 事件的时间。它非常关心时间流程中的“现在”、“过去”、“未来”的社会生活和人文事件,以及相关的价值或功利的意义。这种时间观或时间哲学很重视时间的“未来”,很重视预测个人、家庭和社稷的“未来”。也很重视时间的“过去”,很重视个人、家族和国家的历 史,于是,“以史为鉴”成了一句格言。上述种种中国传统的时间观或时间哲学的形成与发 展,从渊源上讲均来自不朽的名著──《易经》创立的时间观念。?沿着《易经》开了头的探索时间奥秘的思路,儒家、道家、墨家以及诸子百家,均创立了各 有特色的时间观或时间哲学,建构了许多描述时间流程的术语或概念。“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在这句话中提出了“逝”的概念。
“逝”,就是时间的流逝。从表面看,这是作为自然事象的河水在时间进程中流逝。深入一层就不难看出,它涉及的 却是人文时间的流逝。“逝”,暗指人生的流逝,人的生命的流逝。依存于人生和人的生命等人文事象的人文时间,同样是川流不息的,像河水一样不分昼夜地流逝着。? 老子创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发生论的时间观,还提出了时间的“周而复始”的命题。他发展了时间流逝的概念,认为依存于万事万物的时间是周流的、周行的。在周流、周行中,时间之流总是循环前进,往复不已,经过每一次循环又重新开始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个时段中,在每一时间段落的循环圈中,时间之流有个开始,也有个终结。就终结又成为新的开始而言,时间进程是无限的。“周而复始”意味着,从时间的一个循环圈到时间的另一个循环圈可以无限地进行下去。在老子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中,一方 面,时间之流是周行循环,有始有终的。
另一方面,周行或循环不断进行下去,时间又是无始无终的,于是时间有了自己的无限进程。? 庄子丰富了时间的“周流”和“周而复始”的哲学思想。他从“顺其自然”的哲学理念出发,进一步创立了“安时”的概念。人应当顺应其自然而然的生命历程,还应当安于蕴含在人 生历程中的自然的时间之流。孔子提出:为人处事必须在矛盾的双方或事象的两端之间“执其中”,即“执中”的思想。《中庸》在“执中”的前提下,进而标榜“用中”的思想。所谓“用中”,就是利用矛盾的两端,不偏不倚地“用其中”。孟子又在“执中”和“用中” 的基础上,提出了“时中”的思想。“时中”的“时”就是指时间而言。准确地讲,这个“ 时”,有“顺时”和“适时”的含义。也就是说,要顺应时间的进程,要抓住时间进程中适当的时机,“执中”和“用中”应当有个适时性,有个时机感。强调“时机感”、“时运感 ”和“适时性”,是中国传统的,尤其是儒家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 “安时说”和“时中说”涉及的时间哲学问题,后文还要详加论述。)
据许多专家考证,《易传》诞生于战国中晚期。《易传·系辞》的上篇和下篇,提供了一套 比较完整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易传》或《十翼》是一部阐发《易经》的著作,它吸纳了儒家和道家的哲学思想。此处不可能对《易传》或《系辞》的时间观作全面的诠释,我只想 就“生生之谓易”和“一阴一阳之谓道”作一点简略的说明。“生生之谓易”,意思是,变化发展就意味着万事万物的生生不息。从时间哲学或时间观上看,变化发展是在时间过程中 进行的,这样的时间过程同万事万物的发生、萌生、创生是一脉相承的。既然时间流程依存于事 象世界中的各种事象发生、萌生和创生的过程,因此,时间过程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 系辞》把发展变化的时间过程同宇宙的生命、历史的生命、个人的生命接上了轨,把时间流程和生命流程合为一体。这样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即“生生不息”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也从一个侧面呈现出中国传统的时间哲学和传统时间观的另一个特色。
从周幽王时代的史伯 提出“阴阳对偶”的概念以降,中国传统的时间哲学中的阴阳观和时间观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一阴之阳之谓道”,意思是,阴和阳相对相关的矛盾运动是最基本的运动过程和运动规律。换言之,一切运动变化的时间过程,都依存于“阴”和“阳”这两个矛盾方面的相斥相济 、此起彼伏、相互消长的过程。“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命题也把时间看成是依存时间,把 时间的流程视为阴阳消长的过程。这个命题同样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的特色之一。? 墨子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也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墨经》中提出“久”这个独树一帜的时间概念。《墨经·经上》写道:“久,弥异时也。”“久”,通于“宙”,都是指时间流程的悠久和无限。这句话的意思是:“久”这个时间概念,是从事象的变化过程中有先后秩序 概括出来的。《墨子·经上》还写道:“……久,古今、且(旦)莫(暮)。”意思是说,
“久”(时间)包容了古往今来和朝朝暮暮。(参见方孝伯:《墨经中的数学和物理 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墨子对跨越于人文事件和自然事件的高度 概括的时间进程作了全面的界定和阐释,此等时间观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并不多见。正因为墨子的包括其时间观和时间哲学在内的理论模式是独特的,所以在战国时代,曾经一度是显学 的《墨子》及其时间哲学,自秦汉之后的两千年来,却成了长期被埋没的“隐学”。直到清末民初,由于西学东渐,《墨子》才从沉沦中获得了新生。
? 讨论中国传统哲学及其时间观,决不能撇开中国历代的史籍中提供的同历史相关的时间观和 时间哲学。早在春秋初期,孔子著《春秋》一书,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是一部历时性的按编年秩序撰写的史书。解释《春秋》的三传,《左传》、《公羊》和《谷梁》也是有清晰 的历史时间秩序的编年体史书。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以及后来的《前汉书》、《后汉书》等等,虽然将编年体改为纪传体,然而在纪传史书中,每一篇有关帝王将相及其他历史名 人的本纪、世家和列传,无例外地都是按年代顺序编撰而成的。人们常说:“中国是史书的天国”,不妨补充一句,中国也是十分重视历史时间的“天国”。?中国化的佛学也有一套独具一格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一方面,从印度佛教中引来了“刹那 ”这一概念。“刹那”是指极短的时间间隔,也可以指时间的最小单位。“刹那”或“一刹那”这类概念是用来表明时间之流有间隔,时间之流是由无数“刹那”组成的。中国化的佛教更强调时间的延绵性。比如天台宗经常说:“一念三千”,在“现在”的“一念”之间,可以把三千世界都呈现出来。天台宗又强调:“念念相续”,这就是说“现在”的“一念” 和“过去”无数的“一念”、“未来”无数的“一念”,是相续的,延绵不断的;
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谈论的时间大多是相对的时间,即社会生活或人文实践中或长 或短、忽快忽慢,可以相互比照的时间流程。这样的时间流程,均为依存的时间流程,依存于社会、历史、生命的时间流程,依存于事象世界的时间流程。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和时间哲 学(佛教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除外),一般都肯定了历史上的和生活中的这一类形而下的相对的和依存的时间,具有实在性和真实性。到了“五四”前后,由于受西方哲学的熏陶,现代新儒家如冯友兰等人,才力图建构时间的形而上学。冯友兰将世界分为两个层面:形而上 的“真际”世界和形而下的“实际”世界。“真际”世界的时间或形上的时间,才是本体性和绝对性的时间,至于“实际”世界中的时间,只能是非本体的、现象界的时间,只能是相 对性的时间。可以肯定地说,冯友兰的时间观或时间哲学,接受了西方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和形而上学时间观的影响。?
七、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时间观
西方传统哲学家把主要的视线投向另外两类时间样式和时间系列,一是自然界的物理时间,二是精神生活中的心灵时间或心理时间,前者是主导方面。重视自然科学的哲学家或自然哲 学家,经常关注前一类时间样式;重视人文、心灵的哲学家或宗教哲学家,则经常关注后一类时间样式。前者发端于亚里斯多德,亚氏前的哲学家包括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虽然也 触 及到了时间问题,但并未作全面而深入的研讨。后者肇始于奥古斯丁,在奥氏之前,很少有哲人专门研究生活中的心理时间。?
就前一时间系列而言,亚氏明确指出:“时间是对运动的量。”意思是说, 时间是个自然哲 学和物理学的概念,它的实质是对物体在空间中的位移的计量。用后来的自然科学的术语来说,时间是物体运动速度的量化。不难看出,物理时间是空间化了的时间,是一种关于物体 运 动和运动速度的量化时间。西方近代经典力学的奠基人牛顿继承发展了亚里斯多德的时间观,干脆把时间视为与空间化的物体运动、运动的速度和加速度相联系的计量标准。不过,牛 顿不满足于仅仅确认物理世界只具有相对意义的形而下的自然时间和物理时间,他进而提出了形而上的绝对时间。绝对时间是一种永远匀速地进行的时间流程,它是一切物理时间的本 源和本体,又是衡量一切物理时间的绝对标准。
牛顿前后的自然科学家或物理学家,如伽利略、开普勒、哈雷、拉普拉斯等也像牛顿一样只关注物理时间,并持有与牛顿相同或相似的 时间观。西方近代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和理性主义哲学家,他们关注的大多也是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比如说,在物质实体涵盖的领域中,笛卡尔关心的只是物体运动中的物理时间。值 得一提的是康德的时间哲学。应当说,康德过问的时间仍然是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他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哲学不同,他认为人的时间观念,物理世界的时间秩序,不来源于经验 ,也不是人的理性固有的天赋观念,而是来源于先验的即必须在逻辑上预先设定的时间的直观形式,这就是康德创立的时间哲学的先验论或先验的时间哲学。? 在牛顿等人的时间观中,物理时间或力学时间并没有固定的方向性,在标志时间的符号之前 ,加上一个“+”(正号)也罢,或加上一个“-”(负号)也罢,并不影响物理学或力学的 时间度量的正确性和可靠性。这就意味着,经典力学中的物理时间是可逆的。物理学家进行 物理观测或物理实验,这样的观测和实验可多次重复进行,同时间的箭头毫不相干,它暗示出时间过程同样可以不断重复。到了19世纪中叶之后,达尔文、拉马克与华莱士创立了生物 进化的学说。
生物进化过程中,有“时间之矢”,时间有确定的前进方向,与时间相关的生物进化过程是不可逆转、不可重复的。格劳秀斯提出了“热力学第二定律”。他指出,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热的运动总是趋向于平衡和无序,“熵”逐渐增大,这个过程有时间之矢,是不可倒逆的。魏格纳创立了“大陆漂移学说”,后人把它发展成“板块结构学说”。魏氏认为,陆地或大陆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在地球表面漂移,大陆漂移过程中蕴含的时间流 程,既有方向性,又不可逆转、不可重复。地学或地质学对地质年代作出如下划分:从古生代到中生代,再到新生代,地质演变的历史同样有时间之矢,不可逆,不可重复。“宇宙大 爆炸”理论所描述的宇宙演化过程,星系的形成和演化过程,恒星的形成和演化过程,这些过程都包含着宇宙尺度的时间进程。上述时间进程,当然有时间之矢,在现存的宇宙中同样 不可逆转、不可重复。爱因斯坦创立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他抛弃了牛顿的形而上学的绝对时间,对物理学意义的“同时性”作了有别于牛顿的新的阐发。“同时性”不是绝对的,它与光的运行和光速有关,与观察者的参照系或坐标系有关,它只有相对性或相对的意 义。?
就后一时间系列而言,奥古斯丁指出,时间是与上帝创造万物同时创造出来的。他还强调,时间是一种延伸,一种主观性的延伸。他说:“我认为时间不过是伸展。但是什么东西的伸 展呢?我不知道,如果不是思想的伸展,这更奇怪了。”〖ZW(〗奥古斯丁:《忏悔录》, 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53页。〖ZW)〗奥古斯丁之后,西方 中世纪的宗教哲学家很少像他那样从人的主观方面、心灵方面深入探索时间哲学的问题。?刚才已经谈到,西方近代以来探讨自然界的时间流程中的哲学问题的取向,已经成了西方传 统时间哲学的主流。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才有了转折性的变化,以自然时间、物理时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时间哲学,转向了以人文时间或历史时间和心理时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时间哲 学。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狄尔泰和胡塞尔等哲人的著作先后面世,上述转折才逐渐完成。20世纪的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时间哲学,很能说明这种转折的历史意义。
海德格尔否定了亚里斯多德以来的时间哲学或时间形而上学。他的视角从与自然时间、物理 时间相关的时间哲学或时间形而上学,移到了与人文时间、人的存在的时间相关的时间哲学或时间形而上学的领域中来。海氏在《存在与时间》这部巨著中,把时间性同自我、人类、 人的存在相关的“此在”联系起来。他确立了“本真时间”或“本真整体性存在的时间”这组概念。他指出,“此在”的存在总是面向死亡的存在,总是整体性的存在。“本真的时间 ”或“本真整体性存在的时间”,离不开“此在”作为面向死亡的存在,离不开“此在”作为整体性的存在,也离不开“此在”作为“到时”的存在。所谓“到时”,是将来、曾在和当前,本真地统一性的“到时”。与此不同的是“非本真的时间”或“非本真整体性存在的时间性”,这种时间同逃避死亡、沉沦在世,“此在”作为非整体性的存在,作为将来、曾在和当前的非本真、非统一的情况一脉相承。
假如说,海德格尔的时间哲学或时间形而上学其特点之一是,以人的存在或“此在”的存在为基石;那么伽达默尔的时间哲学或时间形而上学则是以人们的理解和阐释活动或自我的理 解和阐释活动为基石。假如说,海德格尔把时间与时间性同“此在”的面向将来和“此在”
的面向死亡挂上了钩;那么,伽达默尔则把时间同“过去”,同历史,同传统,以及和它们相关的“先见”或“前见”挂上了钩。不妨这样说,海德格尔的时间观更偏重于“将来”,偏重于将来 的可能性,偏重于将来必然的死亡。与此相异,伽达默尔的时间观却偏向“过去”,偏向已经 成为过去的历史,偏向于进入“先见”的历史和传统。伽氏非常重视阐释活动中的时间问题 ,非常重视读者的阐释活动与被阐释的文本之间的历史性距离。他也十分关注文本阐释者的有时间内涵的传统性“先见”,十分关注阐释者“视域”中被阐释的同样有时间内涵及传统性的文本,以及两者之间的“视界融合”。
八、中西传统时间哲学中的体验时间和观察时间
分别考察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时间观和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时间观之后,我们还要对两者作一 番比较研究。这个比较研究将以中国传统的时间哲学为主,为坐标系,以西方传统的时间哲学为辅,为参照系。? 本文开头部分将时间划分为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人文时间或历史时间,心理时间或体验时 间,这个时间三分法的模式,也可以简缩为另一种时间的二分法模式,即观察时间和体验时间。观察时间可以包含被观察着的物理时间或自然时间在内,体验时间可以包含被体验着的 心理时间或记忆时间在内。人文时间既是观察时间也是体验时间。同理,作为人文时间组成部分的历史时间,也是观察时间和体验时间的合成。人们可以通过观察外部世界,观察自然 界或物理世界,观察社会现象或人文事件来获得时间感。同这一类时间感相关的时间流程,可称之为观察时间。人们也可以从体验内心世界,体验意识流程或记忆活动而获得时间感。 同第二类时间感相关的时间流程,可称之为体验时间。
? 中国传统的哲人,既看重观察时间,也看重体验时间,而且十分关注观察时间和体验时间的汇流交融。人文时间、历史时间以及人生的时间历程,就是观察时间与体验时间汇流与交融 的时间模式。因此,也可以说,中国的古人或中国的传统哲学十分重视融通观察时间和体验时间的人文时间、历史时间和人生经历的时间。相比之下,不太重视单凭观察就可以把握的 外在的物理时间,或单纯的物体运动和运动速度的时间过程。儒、道、释三家的哲人莫不如此,惟有墨家是个例外。
《墨子》一书关注的是观察时间,即自然时间。前文已经提到,该 书创建了“久”这个时间概念,“久”与“宙”相通,所指的主要是自然万物中的时间过程。? 与此有别,西方传统的哲人关注的焦点是观察时间,即无需内在的体验活动介入的外部时间 。他们认为,这种时间是自然界或物理世界固有的时间进程,物理时间仅仅是同物体运动相关的时间,同物体运动的速度和加速度相关的时间。亚里斯多德把时间定义为“物体运动的 量”。伽利略和牛顿把时间看成是用来计算物体运动的速度和加速度的时间数量。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哲人也是这样,笛卡尔、洛克、康德,也把他们的心力用在自然时间和物理时间 的观念如何形成之类的哲学问题上。与此相应,西方哲学的主流,从亚里斯多德一直到康德,均很少关心人的体验时间或心理时间,很少关心这样的时间从何而来,其基本特征是什么 之类的哲学问题。当然,西方从古代、中世纪到近代,也有少数哲人关心由观察时间和体验时间结合而成的人文时间,以及人文时间中的历史时间和人生经历的时间。这类哲人的突出
代表是欧洲中世纪的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他把注意力放在人的内在的心理时间或体验时间上,他特别关心人们体验到的和人生经历着的时间之流从何而来的问题:是来自上帝的启示 ,还是来自人自身的感受
中国传统哲学讲求“体”和“用”的关系,讲求“道”和“器”的关系。借助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讲,“体”就是现象的本原或本体;“用”则相当于现象及其属性的效用和功能。“道 ”就是不可观察、无形无相的本质规律或根本法则;“器”则类似于可观察感知的、有形象的具体事象。中国传统的哲人多是“体用”的统一论者,他们强调即“体”即“用”,“用 ”不离“体”,“体”在“用”中,没有超越于“用”的“体”。中国传统哲人也是“道器 ”的统一论者,他们主张“道”不离“器”,“道”在“器”中,没有出离于“器”的“道 ”。“体”和“道”是形而上的,“用”和“气”是形而下的。形而上的“体”和“道”,总是体现在形而下的“用”和“器”之中,形而下的“用”和“器”,总是蕴含着形而上的
“体”和“道”,形上和形下是相融的、统合的。?中国传统的哲人,虽然有时也分别考虑到时间的“体”和时间的“用”,或者分别考虑时间的“道”和时间的“器”,然而他们一般都认为时间的“体用”和“道器”是相依相待、相融相合的,是浑然统一的,所以很少离开时间的“用”和“器”去深究时间的“体”和“道 ”。他们侧重研究的是时间的“用”和“器”,而时间的“体”和“道”就包含在时间的“ 用”和“器”之中。他们认为,只要认真掌握社会生活、人生经历和历史进程中的时间之流,就可深入领悟时间的本体或时间的规律。中国传统的哲人很少去思考和建构时间的本体论 和时间的形而上学,理由是,时间的本体就隐含在时间的现象和效用之中,形而上的时间就隐含在形而下的时间进程之中。?
中国古代的众多哲人十分关注时间进程的即“体”即“用”和“体”、“用”结合中的时间之“用”。进言之,他们都下大功夫去领悟和捕捉各种时间流程的功能和效用,提出了不同的“适时观”。他们不断追问:怎样适应自然时间、人文时间和心理时间的进程?怎样把握时间之流转瞬即逝的机遇?力图找到合理的答案。道家或庄子提出了“安时”的问题。道家倡导顺应自然,顺应自然而然的时间进程,力图做到“无为而治”。庄子创立了“安时”说,主张“安于时”,安于或顺应于时间的自然而然的流程,主张每个人都应当安于或顺应于从生到死、听其自然的生命流程。既然人生的时间进程其终点是死亡,所以每个人都不必对 死亡怀有恐惧,勿需逃避死亡,而应该用达观的态度去对待死亡。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田园诗 人陶渊明曾在《形、影、神》的组诗中写道:“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显而易见,陶渊明深化了和诗化了庄子的时间观,以及由这种时间观引申生发而成的生死观。?
儒家则讨论另一类“适时”的问题。不论做什么事都要讲究“时机”和“时运”。假若不能准确地把握住社会、历史和人生中合适的“时机”或“时运”,那么大至天下和社稷的事,小至家庭和个人利益的事,都无从下手,无法做成,至少是劳而无功。孔子提出“执中”说。在家庭的、社会的或历史的进程中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或冲突,面对矛盾的两极, 若想做成任何事情,决不要偏向两极中的任何一极,而应当执其中,把握住矛盾两极间的“ 适中”之处。《中庸》一书进而提出“用中”说。“用中”说发展了“执中”说,并指出,在矛盾的两端之间,不但要坚持“执其中”,而且还要灵活运用“执中”的原则。在“执中说”和“用中说”的基础上,孟子再跨出一步,提出“时中”说。“时中”说的要点是,必须在社会、历史、人生的时间流程中抓住“执中”、“用中”的时机。
在各种矛盾运动的时间流程中,矛盾双方的相推和相济、相斥和相容都是变动不居的,所以矛盾的两极之间没有固定的“中”或“中间”地带,我们应当根据矛盾运动及其时间进程的不同情况,适时地抓住时机地去“执”其中,“用”其中。惟有如此,才能不偏不倚,灵活多变,把大小事情办好,使家庭敦睦、社稷兴盛、天下太平。“执中”、“用中”尤其是“时中”之说,不仅成为儒家哲学的基本原理,而且也成为历代帝王治国守成的准则,成为普通小民立身处事的规 范。
运用中国传统的哲学范畴去审视西方传统的哲学,就会发现,后者的理论模式中,“体”范畴往往超越于或独立于“用”范畴,“道”范畴也经常超越于或独立于“器 ”范畴。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以降,西方传统的哲人,大多坚持“体用”相分,“道器”相离的观念。用西方的哲学术语来说,西方传统的哲人大多强调,本体界与现象界两相分离,形而上和形而下 不能融合。甚至认为,本体与现象之间,形上形下之间,相互隔绝,如天壤有别。由此起步,西方传统的时间哲学大多热衷于深究“时间从何而来”?“时间的本质是什么”?诸如此类的时间本体论问题。这种倾向的哲学,当然会偏爱于去营造时间的本体论和时间的形而上学。从古罗马以来,西方哲人的时间观虽然各各不同,但如何对时间作出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阐释却是他们中多数人共同关心的题目。
奥古斯丁虽然偏重于反思内在的和体验的时间, 但仍然要营造与基督教创世学说相关的时间本体论和时间形而上学。连当代西方哲学大师海德格尔也倾心于求索时间的“体”和“道”,营造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的符合“生存论”宗旨的时间本体论和时间形而上学。在“体用”相分和“道器”相离的前提下,西方传统的哲人总是把时间之“体”和时间之“道”放在第一位。他们主张,本体的时间或形而上的时间,必然超越于现象领域中的时间和形而下的时间,必然凌驾于具体的时间的流程之上。或者 说,时间之“体”或时间之“道”必然支配着和决定着时间之“用”或时间之“器”。西方传统哲学的时间观,注意的焦点是时间之“体”,即时间的本质、本体。对时间之“用”,即时间的功能和效用往往不太注重,所以历代哲人对时间之“用”中的“适时”性很少作深入探索。不论是道家提出的“安时说”,还是儒家提出的“时中”说,以及与此相关的“执中”、“用中”的思想,在西方哲学史中不说找不到,至少很难找到相应的观点抑或相对的理论模式。?
十、中西方传统时间哲学中的依存时间和纯粹时间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把鉴赏判断或审美判断分作两大类。一类是纯粹鉴赏判断或纯粹审美判断,这类判断是纯之又纯的,不涉及或不依存于认识的、道德的内容和计较利害的 功利目的,它仅仅与由纯粹形式引起的纯粹愉快有关。另一类是依存鉴赏判断或依存审美判断,这类判断依存于具体事物和现象,依存于认识的、道德的内容和各种功利目的。纯粹的 鉴赏判断或审美判断的确立,是为审美之为审美提供一个基本原则。依存的鉴赏判断或审美判断,既然也名之曰鉴赏判断或审美判断,毫无疑问,它也应当符合上述基本原则。笔者准 备借用“纯粹”和“依存”这两个术语,将它们引入时间哲学的领域,把时间也区分为“纯粹时间”和“依存时间”。
我所说的“纯粹时间”,是指不牵涉也不依存于任何经验内容和具体事象的时间进程。纯粹时间不依存于和不涉及任何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人文时间或历史时间、心理时间或意识流 动的时间进程,它是纯而又纯的时间进程。纯粹时间是一种具有绝对意义的时间,它超越于一切相对的时间,超越于一切日常生活中的时间流程。我所说的“依存时间”,是指涉及并依存于各种经验内容和具体事象的时间进程。依存时间理所当然地牵涉并依存于自然时间或 物理时间,人文时间或历史时间、心理时间或意识流动的时间进程。依存时间是只有相对意义的时间,是日常生活中人人都能观察到和体验到的种种具体的时间流程。如果说,纯粹时 间或绝对时间,是一切时间之所以为时间的根本原则,不言而喻,依存时间或相对时间只能是依附于事象世界的各种时间样式,它蕴含着纯粹时间和绝对时间,服从于时间之所以为时 间的根本原则。? 纯粹时间或绝对时间,就是时间之“体”;依存时间或相对时间,就是时间之“用”。前文已经讲述,中国传统哲学强调的是“体用”相合,即“体”即“用”,“体”在“用”中。由此推导,作为时间之“体”的纯粹时间或绝对时间,作为时间之“用”的依存时间或相对时间,二者是不可分离,合二而一的,前者就包含在后者之内,并呈现在后者之中。
人们无 须撇开或抛弃日常生活中的时间流程去寻觅超越性的纯粹时间或绝对时间,也无须为确立纯粹时间或绝对时间而去建构什么时间的本体论或时间的形而上学。? 中国传统哲学的时间观,其注意的焦点集中在依存时间或相对时间上。这样的依存时间究竟 依存于哪些只具有相对确定性的经验内容呢?其中包括,依存于自然事象的时间流程,特别突出的是,它包括了依存于社会生活的时间流程,历史发展的时间流程,人生经历的时间流 程,以及依存于一切生命演进的时间之流。总之,中国传统哲学力图把握的依存时间或相对时间,是一种延绵不断、变动不居、生生不息的时间流程,是一种阴阳相推相济、刚柔既相 分又相合的时间之流,也是一种笼括整个宇宙、社会、人事的“大化流行”的时间进程。
我们也曾说过,西方传统的哲学把“体”和“用”截然分开,“体”出离并超越于“用”。由此推导,作为时间之“体”的纯粹时间或绝对时间,同作为时间之“用”的依存时间或相对时间,是不相侔的。前者虽然能通过后者部分地呈现出来,但它具有绝对确定的独立性和 超越性。人们必须撇开日常生活中的依存性或相对性的时间流程,才能直觉到超越性和绝对性的纯粹时间,因而就有必要为张扬和阐释纯粹时间或绝对时间去建构时间的本体论和时间 的形而上学。西方传统哲学的大师们,大多全力以赴地去提炼纯之又纯的衡量时间的根本原则,时间的本体论和形而上学就是为确立和阐释这样的原则服务的。西方传统哲学的时间观 ,既然十分重视物体运动的时间度量,重视自然时间中的时间哲学问题,因而也极为关注如何确立自然界或物理界的绝对时间或纯粹时间。这种时间不依存于物体运动的时间进程,也 不依存于物体运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中包含的时间度量。
牛顿在他的名著《自然哲学》中就是这样做的。他在物体运动和运动的速度或加速度之上或之外,明确地设定了绝对时间。这个 绝对时间为自然界或物理世界各种依存于物理运动的物理时间,制定了一条使这些物理时间之所以为物理时间的根本原则,这就是独一无二的时间本体。
时间流程有没有实在性?标举纯粹时间或绝对时间的西方传统哲学,皆认为纯粹时间或绝对 时间有确定的实在性,是绝对可靠的、真实的。至于现实生活中的或事象领域、经验领域中的依存时间或相对时间有没有实在性?中西方不同流派的传统哲学,中西方坚持不同时间哲 学或不同时间观的哲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则是各抒己见,众说纷纭。?
一般而论,中国传统的儒家学派、道家学派、墨家学派以及除佛家学派之外的其他哲学家大多肯定了依存时间和相对时间的实在性。他们认定,自然界、社会生活、历史发展和人生经 历中的时间进程是实在的和真实的。惟有佛家哲学的不少宗派对上述时间观提出了相反的见解。在他们看来,自然界、社会生活、历史过程和人生经历及其时间流程全是非实在的、不 真实的和虚幻的。从主流上看,佛教哲学的时间观其特异之处还在于,它不仅否定了现实中的依存时间的真实性和实在性,而且还否定了所谓的超越性的纯粹时间和绝对时间。他们强 调,一切时间进程都是不真实的和虚幻的,惟有不生不灭的、永恒不变的“真如界”或“涅 ?”才是实实在在、真实可靠的。因为“真如界”或“涅?”出离于一切“无常”,一切有生有灭,一切变动不羁,而且高踞于所有的时间流程之外。概言之,佛教哲学家对依存时间 乃至纯粹时间都持否定态度。?
中国现当代的新儒家接受了西方传统哲学的影响,大多十分重视时间之“体”。他们也同西方传统哲学家一样,从时间进程中分离出纯粹时间或绝对时间,热衷于营造时间的本体论和 时间的形而上学。冯友兰把世界一分为二:一者是“真际”世界,另一者是“实际”世界。不难想象,在冯友兰的哲学视域中,“真际”世界的时间是纯粹时间或绝对时间,它们是 时间之“体”,这种时间是绝对实在、绝对真实的。而在“实际”世界中的时间进程,即依存时间或相对时间当然只有相对的实在性和相对的真实性了。或者说,相对于“真际”的纯粹时间而言,“实际”的依存时间并非是绝对实在和绝对真实的。熊十力的哲学理论也从宇 宙万象中区分出“体”的层次和“用”的层次,形上界和形下界。
不难推测他的时间哲学也不例外,也应该划分为“体”的方面和“用”的方面。按我的话来说,时间领域的“体”、 “用”之分,也就是纯粹时间或绝对时间同依存时间或相对时间之分。值得注意的是,熊十力是“体”、“用”统一论者,他主张“体”在“用”中,“体”不离“用”,所以他应当不仅肯定时间之“体”或纯粹时间是实在的和真实的,而且肯定现实生活中的时间流程,即 时间之“用”或依存时间的实在性和真实性。他强调“体”、“用”相合,即“体”即“用 ”,因此时间之“体”和时间之“用”或纯粹时间和依存时间二者理应相辅相成。依此类推,一者是,实际生活中的时间之流或依存时间,另一者是,依存时间充分地体现着的时间之 “体”或纯粹时间,两者在“体”和“用”的统一中均为实在的和真实的。?西方的先哲们,只要他们缔造了时间的本体论和时间的形而上学,标举超越性的纯粹时间或 绝对时间,几乎无例外地都强调时间之体或纯粹时间的绝对性,绝对的实在性和真实性。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直到牛顿,莫不如此。降至康德,他论证了时间的直观形式的先验性, 这种先验的时间直观形式其实在性和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
到了现代,连否定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和形而上学的时间观的海德格尔也不能完全超脱西方的传统,依旧要建立一种新的形 而上学,新的形而上学的时间观。海氏提出了形而上的“本真时间”,“本真时间”当然是实在的、真实可靠的。? 形而下的依存时间,即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时间进程是不是实在的和真实的?中西方传统时间哲学的主流性见解是大相径庭的。柏拉图否认了现实世界的实在性和真实性。理由是自然界和现实生活中的个别具体的事物只是部分地分有了形而上的理念世界中的理念,它们不 过是理念的影子而已。不难猜想,在柏拉图的心目中,同个别的或具体的物体运动、历史事件、人的行为相关的时间流程,即依存时间不过是部分地分有了形而上的时间理念,是时间 理念的影子,它们是非实在的,不真实的。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则另辟蹊径,不但肯定了形而上的本体世界即“最高实体”具有绝对的实在性和真实性,而且还肯定了自然界和现 实生活中个别具体事物即“第一实体”的实在性和真实性。在上述哲学理论的框架之内,亚氏既认定物体运动中的时间之量即依存时间之量的真实性和实在性,又认定显示于可经 验到的时间流程中的形上时间或纯粹时间的实在性或真实性。奥古斯丁把视域从外在的、客观的观察时间移向内在的、主观的体验时间,张扬了上帝超越一切时间进程,上帝又创造一 切时间进程。因此,我们体验着的内在的和主观的时间之流,当然也是上帝创造的,它的实在性和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康德一方面强调先验的时间直观形式的实在性和真实性,另一方面也强调与先验的直观形式相结合的具有经验内容的时间进程,即我们感知着、认识着的自然界和生活中的时间进程,抑或依存于现象世界的时间进程,同样是实在的和真实的。
柏 格森创立了生命哲学,认为生命的进程就是时间的进程,时间的绵延体现在生命的创造之中。在他看来,依存于生命的创造性进化的时间绵延,毫无疑问是实在的和真实的。海德格尔 在认定形而上的本真时间的实在性和真实性的同时,并不否认形而下的非本真时间的实在性和真实性。?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西方有些哲人只认定形而上学的纯粹时间或绝对时间之真实性和实在 性,而认为形而下的依存的或相对的时间进程不具有实在性和真实性,甚至是虚幻的影子。另一些西方哲学家,虽然也把时间分为形而上的和形而下的,纯粹的和依存的,绝对的和相 对的,本真的和非本真的,不过,他们却认为,这两个层面的时间不分轩轾,两者都是实在的和真实的。西方传统哲学中泾渭分明的两种时间观,很难区分出孰主孰次,似乎可以说, 两者都是主导性的思潮。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的道家、儒家和墨家一致认为,时间之流,依存的或相对的时间进程,是实实在在和真实可靠的,这是中国传统的时间观的主流。
时间观念中的时间流程的线行性与周行性是以时间的不可逆性为前提的。为了确定不可逆的 时间之矢中的历法时间,中外传统的历算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往往要考虑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他们看到了时间之流像江河一样滚滚向前,时间之矢沿着虚拟的直线从过去经由现在 奔向未来。另一方面,为了给时间流程划分阶段,确定和计算时间单位,他们又注意到很多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在运行过程中或时间历程中经常周行不已、循环往复,并有固定的周期性 。太阳、月亮、潮汐、物候等等,其运行变异的周期性是相对确定的。历法时间或标量时间,就是凭这些自然事象运动变异的周期性去划分时间的段落和8妨⑹奔涞牡ノ弧T灯鹩谏瞎?的历法时间观念及其计算单位向哲人们作出了深刻的提示,时间之矢或时间之流不可逆的前进轨迹有两个特点:一是时间进程的线行性特点,二是时间进程的周行性特点。? 自古以来,先哲们针对时间之矢前进轨迹的两个特点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见解。一者认为,时间之矢行进的路迹是线行性的时间流程,在线行性的路迹上,时间流程一去不复返。
另一种见解是,时间之矢行进的路迹是环行性的或周行性的,时间流程在周行性的路迹上,经常 是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 有关时间进程或时间之矢的两种见解给古代中国哲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并将线行性时间的观念和周行性时间的观念从自然领域引入社会生活和人文历史的领域。中国传统哲学和 历史哲学中的时间观一般都认为,时间进程既是线行性的进程又是周行性的进程。从时间进程的线行性特征而言,哲人们普遍强调时间的流动性、延绵性和一去不复返性,即线行性时 间 川流不止、生生不息的特性。从时间的周行性特征而言,哲人们同时还强调时间进程的周流性和周行性,即周行性时间阴阳交替,往复循环,周而复始的特点。孔子所说的“逝者”凸显出了线行性时间进程的川流不息和一去不复返。从《易经》、《老子》等等经典中,不难
看到人生经历的时间流程中穷通、逆顺、吉凶、祸福……的互相转换。从儒家的座右铭“君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可看出人生历程中“达”与“穷”的相互更替。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经常提到:“兴衰往还”、“治乱交替”,以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等等,也充分体现了周行性时间和时间进程的周行观。在中国传统哲人的心目中,时间流程的 线行性和周行性又是融会贯通的。在线行性时间的绵延性与流动性中含有周行性和周期性;在周行性时间的周流性或循环性中,也含有流动性和延绵性。? 西方传统的哲学和自然哲学从总体上看,虽然也重视西方传统的历法层面上的周行性时间观 ,相比之下似乎更加强调线行性时间观,强调线行性时间中的流动性和延绵性。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等哲人既过问线行性时间,也过问周行性时间。然而在西方近代的笛卡尔等哲人的 思想中,大多突出了线行性的时间观。在牛顿等人的自然哲学中,虽然涉及到了物理时间的可逆性,不过这种时间的可逆性仍然以线行性的时间观作为其前提。古希腊的某些先哲亦曾
言及朴素的辩证法和矛盾运动中隐含的时间进程,然而严格地讲,到了黑格尔才全面深入地阐述了辩证运动过程中时间进程的周行性或周流性。他还进一步指明了周流或周行中的正、 反、合,即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指明了自然界和历史发展中的辩证运动及其内在的时间进程。更可贵的是,他提出了在循环往复中出现的“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观和相应的时间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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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是十八世纪在欧洲受欢迎的政治经济体制。它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即一国的国力基于通过贸易的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所能获得的财富。是封建主义解体之后的16~17世纪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体系,反映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古代中西方重商政策比较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古代中西方重商政策比较研究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许多人都认为重农抑商政策是西汉的主导政策,而古希腊、罗马则是商业社会,实行的是重商主义。本文认为,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实际上,西汉也实行了重商政策,而古希腊、罗马也实施了抑商政策,之所以这样做,这完全取决于它们是否能维护其统治。通过从两者不同的原因、措施及其所产生的不同的效果等方面,对两者的重商政策作对比研究,剖析两者的重商政策。
【关 键 词】重商政策/对比/西汉/古希腊/罗马
古代中西方的统治者面对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从维护其统治出发不得不改变长期以来实施的重农抑商政策,采取农商并重的政策,但两者的重商政策又各有其特色,具体讲来如下:
(一)地理环境对当时中西方的统治者决定实施重商政策有着深远的影响。众
所周知,希腊境内石山居多,水源不足,不但森林覆盖面小,矿藏资源缺乏,而且土地不甚肥沃,可耕地不足土地总面积的1/5,在帖撒尼亚,拉哥尼亚,美塞尼亚虽有些小红土平原,但大多是些贫瘠的土地,粮食产量不高。但同时它却有着优良的港口和金融环境。为了生存的需要,它必须从海外进口粮食以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进口金属制品和木材以充日常生活之用。因此,希腊人几乎一跨进文明社会的门槛,就对海外贸易具有很强的依赖。如希腊本地产谷物不多,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所产谷物也不能补充不足,希腊人每年要从埃及和黑海北部的西徐亚平原等地运来大量谷物在雅典外港拜里厄斯卸下,希腊产的羊毛也不够用,必须从吕底亚,夫利基亚和黑海沿岸诸国输入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城是羊毛的主要市场。
总之,希腊工业原料不能自给,工业原料输入希腊,工业品则从希腊输出,这种情况迫使希腊的上层统治阶级采取重商措施。希腊人为了生存的需要还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殖民地的类型有二:一是农业性,二是海运和商业性的。希腊人早就认识到了赫勒斯滂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重要性,为了确保他们能够自由航行,便在欧亚两岸设立了塞斯托斯,兰浦沙考斯,拜占庭,白林托斯和加尔西顿等殖民据点,以作为停靠港守护站和贸易站。农业性的殖民据点,最初,希腊移民也要从事农牧业,但不久他们就与邻近的国家和部落发生了贸易关系,工商业日趋繁荣,逐渐由农牧业为主的殖民据点演变为以工商业为主的殖民据点,特别是那些位于道旁和出海口的殖民据点,这种变化更快。
西汉的地理环境是与古希腊、罗马截然不同的类型。中国的地貌是广袤的中原,这种地理环境,同样也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观念形态。为了满足自己统治、享乐的需要,他们需要从各地搜刮,所以也采取了重商政策。
(二)在封建社会中,商业的发展受农业生产力的限制,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作为生产力中较为活跃的商品生产必然突破政策的控制。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作为专制主义政府只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必然执行者。西汉经济经高祖、惠帝、吕后时期的经营,逐渐进入恢复阶段,特别是文帝、景帝时期,采纳贾谊、晁错的建议,实行轻谣薄赋、减轻田租,汉武帝征收的商税仅为商贾获利的6%。与此同时,人民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一些人抛弃了传统的“礼教”而被本趋末,即“多去文学而趋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求富热潮。他们认为:“富者,人之惰性,所不学俱欲者也。故壮士从军,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灾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理,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纂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1]一些穷人皆“学事富家”,一些读书人则“去文学而趋利”,社会上对商贾的羡慕和追求其最本质的即是“财”和“利”,极大地冲击了封闭形的封建自然经济思想,在这种情形下,西汉政府也只能顺应这种历史潮流,引导人们,从而对商贾采取了“惠商”、“宽商”政策。
为了强国富民和扩大财源,古代西方社会对商业的发展也采取了宽松政策,如希腊人对出口货和进口货只征收从价税2%。为了保证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正常进行,还建立了强大的海军。
(三)商业资本的发展给国家的财政收入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中国的封建政权尽管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但封建统治者却不能不依赖于商业资本提供的财政收入。在古希腊、罗马这样的商业国家,财政收入的决大部分更是依赖于商业资本,商业资本在国家财政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统治者绝没有理由对其等而下之。
(四)西汉政府实行宽商、惠商政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即西汉商贾的强大势力强烈地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拟于“一国之君”,连郡国、政府都要向其借贷,人们对其蹑足侧目,由于其经济地位的提高,西汉政府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妥协,如废弛商贾之律,开关梁,弛山泽之禁,除罪,甚至入粟拜官。
面对蓬勃发展的经济,古代中西方采取了各种重商措施,其共同之处表现为:鼓励支持贸易的发展。古希腊罗马的贸易活动得到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积极的军事活动的支持:奥古斯都派出一支远征军深入阿拉伯半岛南部,为罗马商人占取了一些最重要的港口;在科普托斯和贝雷尼切之间的沙漠上修通了一条大道,沿途掘井引泉,开设屯或驿站,每队沙漠商队均有罗马官方的武装部队保镖,对于西南绿洲与法尤姆之间的商旅以及法尤姆与埃及之间的商旅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予以保障。
对于尼罗河和各运河上的船只航行,有一支组织健全的河道考察队予以监护,帝国皇帝们还积极为改善航运和港口建设创造条件,克劳狄在奥斯梯亚开筑了一个人工港,尼禄将其加以扩建,图拉真也重修过它,使之成为输入罗马城所需的粮食和其它货物的一个最大的进口港,克劳狄对罗马的海路贸易和造船事业也深感兴趣,尼禄和图拉真曾改过安提阿姆,奇维塔维其亚、安科的诸港。安东.庇护曾修过特拉西港口,建造基泰的灯塔,并对普提奥利港口加以改进,商人的和船主的帮会首先得到了帝国政府的承认、保护和特权。克劳狄曾把某些特权赐给船主和粮商团体中的一部分。“雅典有特别法庭(dicai empoikai)专门处理商务海事案件”[2]。比雷埃乌斯港口和雅典城市的市场各有5位抽签年选的市场监督,以保证货真价实、保障公平交易;粮食市场的零售,要由专门的官员(sitophylakes)负责监督,确保价格平稳,避免有人囤积居奇。
西汉王朝也主张对外贸易,尤其是在汉武帝时,这一政策措施得到了最为有力的支持。汉武帝积极开通西域,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他先后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结果为西汉政府对外贸易开辟了一条新的,极为重要的陆上通道,即著名的丝绸之路,西汉王朝派使者携带丝绸织物西出远的到达当时属于罗马的埃及亚历山大城,曾廷伟的《两汉社会经济发展史初探》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据《三辅黄图》记载,当时长安城藁街设有“蛮夷邸”,属大鸿胪掌管,就是供这些外来的人使用和商人居住的地方。同时,西汉政府为了维护商旅的往来,汉宣帝时在西域设置了西域都护府,管辖天山南北。
两者在重商措施上有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更多的则是相异性:
(一)古代西方主要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减少国家干预。早期罗马帝国时期,除了赋税而外,我们简直找不出政府推行的任何其它经济性措施。奥古斯都在击败安东尼之后,在埃及推行了一些经济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减少国家干预,这一政策被他推广到整个帝国,并为其后继者们所沿用。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的时代是一个贸易几乎完全自由的时期,是一个对私人创业发家机会最好的时期,不管是在共和时期或是在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的领导下,罗马都不曾承袭过某些希腊化国家,特别是埃及所推行的工商业国有化政策。在意大利的工业受到外省工业的冲击并逐渐落后于外省工业的情况下,帝国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意大利的工业。因此,在帝国成立以后,商业情况有日益依循经济供求规律而自行调整的趋势。银行业亦是如此。正是由于罗马政府给予银行以自由,在埃及各城市中才会兴办那么多私人银行。
西汉初期,政府实行了相当自由的商业政策,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富商大贾可以自由“周游天下”,从事商业贩运活动,到汉武帝以后,西汉政府在总体上对商品经济加强了宏观调控,推行工商业国有化政策、重官商。如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把有关国计民生的盐铁由国家垄断经营,由中央在各地设盐铁官,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和国家资本控制盐铁生产的生产流通,此时,中央和地方官多由富商担任。“除故盐铁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3]其实质是国家调节工商业结构,利用国家资料对经济宏观调控是发展商品生产的有效措施,而且还改变了汉初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为吏的规定,商人正是由于盐铁官营的政策实施而步入仕途,获取了较高的政治地位。对于不法豪商,汉武帝则进行了严厉的打击,使国家商业资本上升,并不断分割富商大贾的商业利润,加强国家财政收入,维护中小商人和小农的利益,较好地调节了农商比例关系,把商品经济发展引向正常轨道。
(二)古希腊、罗马为了发展商业,采取了推进城市化运动的措施。奥古斯都在东方各省沿袭共和国时期的政策,继续推进城市化运动,在许多村落和寺院土地上建立起新的城市,使罗马帝国成为一个自治城市的联合组织,在西方各省,他不以建立罗马公民新屯市为满足,而是竭力向高卢和西班牙的克勒特人灌输城市生活方式,在阿非利加原先的迦太基国境内恢复城市生活。一世纪时所有的皇帝们都或多或少地推进城市化的发展。克劳狄就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个,他建置了许多新屯市,使城市化运动在他统治时期有了迅速的发展,到了弗拉维王朝和安东尼王朝,这种发展并未停止,韦帕芬也和其前人一样对城市化运动持积极态度,他对于那些多少已罗马化的行省,特别是那些主要的征兵地区,那些驻扎有罗马重兵的地区西班牙、日耳曼尼亚和多瑙河流域诸行省加速其城市化运动,或是建立新的城市,或是把城市的权利赐给土著的市镇。
而西汉政府则是主张把农民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通过农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汉武帝时采取了均输、平均的财经政策。均输是指由国家统一管理、以便远上之贡,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具体办法是由中央在地方设置均输官,地方应缴纳的贡赋“皆令输其土地所饶,平其所在时价,官更于他处卖之,输者即便,而官有利。”[4]要求地方均输官借鉴商贾转贩的经验,将地方所缴纳的贡赋按照当地市价折合为商人所贩运出境的丰饶而价廉的土特产品,再由均输官将这些物品运往价格较高的地区出售,换取中央政府所需求的物资。平均则是指国家利用经济手段管理市场,从市场机制出发,调制市场,其实质是稳定物价,防止富豪巨贾投机囤积,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引起市场混乱,而使市场成为按商品价值规律正常运转的有效市场。
(三)对于商品经济发达的标志之一的货币,古希腊、罗马采取的仍然是自由、放任的政策,虽然有些银行是由市政当局办的,但是银行这种企业同所有其它行业一样,大多数由个人经营。而且,他们的银行已有了现代银行的许多职能,如放款,活期存款和发放信用证明等。
与此遥相对应的西汉王朝,初期由于社会经济尚未从战乱中恢复过来,币制紊乱。到了汉武帝时期,封建政权对币制进行了调整,改革币制,把铸币权重新收归中央,禁止私人铸币。在元鼎二年,汉武帝下令成立专门铸币机构,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把先前全国各地所铸铜钱运到京师销毁,统一铸造“五铢钱”,作为法定货币。国家统一铸造的五铢钱,由于质量上乘,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信赖,使货币的职能得以充分发挥,打击不法豪商,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个巨大的推动。
在不同的重商措施下,其效果也明显不同:
1.古代西方在这种自由放任的商业政策下,许多上层官吏也加入到了商品生产者的队伍,周一良、吴于谨主编的《世界通史》中有这样一段话:“大宗贸易都操纵在大商人的手里,出生于元老的奴隶主,以授产和委托经营的方式,也投资到商业中来。”
2.使得农业商业化。一方面,它使得土地商品化。在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的土地就已归个人所有,柏拉图明确指出:法律允许每个市民随意处置他的财产。另一方面,政府奖励商品农业。例如:梭伦劝告和奖励公民建立葡萄园和果木园。同时,农业商业化还表现为市镇走向工业化。M.罗斯托夫采夫在其著作《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讲:“蓬佩伊这个市镇走向工业化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出现了一种新型住宅,它的四周都环绕着商店,这些商店一部分由住宅主人亲自经营,而另一部分租赁给工匠和零售商贩,似乎从很早开始,各种料子和羊毛衣服就是蓬佩伊的特产之一,这些毛织物有一部分就在本城染色。”
3.重商政策促进了商业的蓬勃发展。当时罗马的许多大商人深入波罗的海、斯堪的那维亚、爱尔兰、北非、东非和西非沿岸,向东与帕提亚、巴克特利亚、中国辗转相通,又从海路同印度到达孟加拉湾,马来半岛,并由此进入中国。M.罗斯托夫采夫在《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意大利那些讲究饮食的人毫不费力地就可以弄到每个季节里所有的primeurs〈新上市的蔬果〉和从遥远地方来的特产。Delicatessen〈美味〉。这也可以看出交易情况是多么发达。他们还用不着专门费力去定购这些东西,有着转为此而开设的大商店,其中储积了大堆这类货物。在奥古斯都时期,意大利在帝国商业生活中占据突出的地位,甚至比公元前一世纪时还要突出。他们的这种重商政策在政治、文化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政治上,它推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三等公民也可以当选为执政官,打碎了贵族对这一最高行政官职的垄断。同时,它还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在希腊城邦中,凡是维护重商主义的城邦,文化教育事业都很发达。雅典的卫城是冠于希腊城邦的一个建筑和雕刻艺术的“博物馆”。雅典城邦的富裕和宽松自由的民主环境,还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家。如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但由于重商政策的实施,使得贫富分化、奢侈之风盛行,社会矛盾十分严重,最终导致了罗马共和国的覆灭。
对西汉政府而言,重商政策的实施引起诸多社会变化。
1.导致了西汉社会人们思想的转变,普通百姓也逐渐改变观念,掀起了整个社会的“求富”热潮,形成了喜好商贾的民俗同一性。波及封建王公贵族,如吴王刘濞等亦参加其中,同时还使得官商勾结,大贪官王根不但接受商人巨额贿赂,他还在第宅中设立西市,自营商业。故有人指出:“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5]官吏经商和商人做官,使非法商业活动借助于封建政治特权而通行无阻。
2.促进了西汉王朝的商业发展,形成了庞大的商人阶级,他们有的“周流天下”,有的“废居居邑”;商品范围之广泛,“用事童仆”数量之大,市场之繁荣,是当时世界上其它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就连在军屯驻屯的地区还设有“军市”,如《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载冯唐的话说:“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赏士卒。”
3.西汉的海外贸易更发达。汉代的对外贸易分官营和私营两种,而准许私人参与海外贸易是古代“重商”的重要特征之一。汉代政府经常派使团到各国进行贸易。如汉武帝曾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除丝绸之路外,还有和南方领海诸国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往来,海外交通的都会是番禺,船由合蒲郡徐文县出发,大约可到达马来半岛,斯里兰卡和印度。同时,外国商人也纷纷来到中国,他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来广州贸易,一种以“贡献”为名向皇帝贡土特产,换取远大于所贡的赏赐。
4.商业大都市的出现。秦朝为削弱地方势力,曾采取隳名城的措施,加上秦末战争的破坏,城市比较萧条,汉初,对名城进行修复,而后,由于商业的发展,大大小小的商业都市遍及全国,并且形成了号称“五都”的全国性商业大都会,即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然而商业的发展,也造成了社会贫富不均,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爆发。
[1]史记.货殖列传[M].中华书局,1959.
[2]P Garnsey.Famine and Food Suppl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Response to Risk and Grisis[M] Cambridge,1988:139.
[3]汉书.食货志[M].中华书局,1962.
[4]汉书·食货志[M].中华书局,1962.
[5]晋书.食货志[M].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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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中用 上下 方位词表示时间顺序的独特表达方式是二语学习者的难点,而中西方时间观念的差异决定了汉语表达中在先的时间为 上 ,以在后的时间为 下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中西方时间观念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 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哲学的观点来看,时间,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人类学专家家霍尔教授认为,“时间会讲话”,并且,时间传达的信息是响亮而清晰的,有时甚至比有声语言更直白。从中西方文化中时间观念上的差异入手,对比分析其对跨文化交际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时间;观念 ;跨文化交际
典型的西方文明认为,时间的起点是明确的,时间是前进并流逝着的,既珍贵又不可捉摸,一旦流逝就无法返回。英语语境中所表达出的时间观念,是一条起于起点并终将消逝的直线。根据西方____教义,“世界末日”是各色人等接受最终审判之日,人类以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的“原罪”为起点,在人生中不断的去忏悔、去赎罪,并最终接受末日审判后,被解救的一部分将可以进入七重天,获得人类所追求的幸福。西方文化认为,只有认真对待现在的每时每刻,才能真正走向光辉的明天。所以,不难发现,在典型的西方社会文明中,时间是有终点和始点的,并且必定会有消亡的时刻。
在中国传统文明中,时间的更替与变化是与自然相调适的,是一种围绕时间本身做螺旋式变动的。有如昼夜更始,季节变换,植物枯荣以及农时更替。因而,时间就处于一种循环往复的状态之中。中华文明认为,此时若是没了,必定还会有明天, 会有无数个的明天,传统中华文化中的时间是不会消逝的。
一般情况下,欧美人的日程表上往往写满了时间安排,人们的时间被分成了一个个的小片段。相邻的日程片段之间一般会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在许多的西方电影中,时钟的咔哒声、或是一个钟表的画面是一个常用常新的电影片段。在欧美,人们信奉工作时间好好工作、生活时间好好生活的准则,这种工作与生活方式给人一种秩序感,同时,也体现出西方文明对西方人士时间观念巨大的影响力——任何一段时间都是有始有终的。在英国,时间已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更多的是一种人类基本权利的体现。在德国,守时被认为是一个人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德国人的首要标准——守时,这已经融化到德国文化和德国人的骨头里了。
典型的西方人,特别是欧美人,比较看重未来。对未来的规划和取向是欧美人的一个重要价值观。因为在他们看来,过去就意味是一种“原罪”,是一种倒退,是没有什么出路的。他们可以不在意现时的境遇,但他们坚信可以通过某种程度的救赎使未来更美好。在人生征程中,西方文明认为,如果丧失了年龄优势这一时间上的标志,那么就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颓势。因而,在这种传统价值取向与观点的影响下,西方人不像我们那样墨守成规,也很少对自己的祖宗顶礼膜拜,所谓年龄、资历不是一个人受人敬重的条件。因此欧美人并不十分看重一个人的过往,而对一个人的未来特别重视。在他们看来,未来高于一切,未来的价值观念是西方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之一。
在传统中华文明中,儒、释、道这三家影响最深远的思想都不同程度的主张回归自然,这里的“自然”在中华文明中与“过去”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孔子“克已复礼”的哲学主张,就体现出了浓厚的“时间上的过往”是思想。在中华文明影响下的历朝历代的统治阶层,对先王的礼数与规矩,以及先祖的训导都格外尊重。在时间观念上,中国的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与西方有着不同取向的社会。人们在做事情之前,往往要寻思这件事过去是否有人做过、成败与否,如果成功了,那么有什么是值得借鉴的;如果没有做成功,那么有没有什么经验教训,等等。中华文明圈直到今天,对“过往”是看重甚或是尊重都深深的影响着每一个在这个文明圈中生活的人们,并形成了一种迥异于西方世界时间观念的价值取向。
对待时间的不同价值取向和观念的差异,深刻的反映了不同文化圈中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积淀。时间观念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的,而是通过人们长期的相互交往,并经过长久的社会实践才逐渐形成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人们的时间观念不可能一成不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各个文化圈的融合,特别是不同文明之间交往、碰撞,时间观念的下一步发展必将会深深的刻上时代的烙印。当然,基于不同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时间价值观念之间的差异,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弭的,这种差异既会在非语言的表达层面上体现出来,更多的会是体现在思维层面,以及人们的语言结构和行动层面上。因此,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进行跨文化的交际时,都需要意识不同文化对人的影响,尽量避免因时间观念的不同给交往带来的障碍。
[1]张隆溪著.中西文化研究十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
[2]张劲松著.东西方时间观与跨文化交际[J].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
[3]邓立华著.时间观与跨文化交际[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
[4]贾玉新著.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5]杨立军编译.牛津品格——权威牛津教给年轻人的10堂课[M].学林出版社出版,2006.
[6]杨柳青编译.美丽英文——推开生活之门[M].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
浅谈中西方时间观念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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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修养起了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礼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不断的发生着改变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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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礼;理性;伦理
【论文摘要】在人文社会学科体系中,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在这两种不同的体系中,伦理思想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比较中西方伦理思想的发展,对于现实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文正文】
关于合“礼”性与合“理”性之辨—中西传统伦理思想之比较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发展脉络以儒学为主,表现出固定化倾向,正如董仲舒所言:“道之大,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其思想的集中体现便在一个“礼’,子上面。“礼’原是宗教祭祀仪式上的一种仪态,《说文解字》就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可知,“礼”原来并没有等级制度的伦理道德方面意义,在阶级社会出现后,人类开始有等级之分,宗教祭祀也随之出现了身份的限制和区分,作为宗教祭祀仪态的“礼”便开始具有了社会身份区分的内容。礼在中国古代是指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作为典章制度,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作为道德规范,它是国家领导者和贵族等一切行为的标准和要求。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他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到了战国时期,孟子把仁、义、礼、智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礼为“辞让之心”,成为人的德行之一。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修养起了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礼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不断的发生着改变和调整。儒家认为,人人遵守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行为规范,便“礼达而分定”,达到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境地。反之,弃礼而不用,或不遵守符合身份、地位的行为规范,便将如周内史过所说的:“礼不行则上下昏”,而儒家所鼓吹的理想社会和伦常便无法维持了。
显而易见,放弃礼和礼治,儒家心目中的理想封建社会便无法建立和维持了。
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发展是对传统西方经典伦理学的更新与延伸,在总体是依据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背景而建立起来的。无论流派多么繁杂纷纭、流派之间的观点差异有多大,根本来说,它们都是在西方经典伦理学思想的基础之上论述。从其复杂的理论发展中可以看出,“理性”是其一种不变的追求。在哲学的工具书上,理性通常被定义为一种人所具有的探索真理的能力,或达到真理认识的某一认识阶段。
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曾指出,由于自然的真理“躲藏’’在事物之中,唯有人的“思想’’而不是感觉才能获得真理,赫拉克利特的“思想”相当于“理性”,最早明确提出理性概念的是阿那科萨哥拉。他认为“物的‘种子’是存在物的始基”人的感官只能认识具体的事物,唯有理性是揭示“始基”的可靠工具。斯多葛学派把理性视为神的属性和人的本性。近代唯理论认为,理性是知识的源泉。18世纪法国哲学家将理性概念从认识论引申到社会领域,认为凡是合乎自然、合乎人性的就是理性。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社会存在的价值尺度。在现代形式合理性的意义上,合法性的成立通常需要有一个“讲理”的过程,而以“理据’’清晰为其自身成立的必要条件。就此而言,合理性就是合法性,合法性必以合理性为前提。
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与政治融为一体,西方传统社会的道德是与宗教结合的。“政治是伦理色彩的政治,伦理是以政治原则为中心的伦理。“礼’’最早就是政治规范,包含有道德内容。西方传统社会的道德,虽然也受它那个时代的政治影响,但道德与政治不是融合为一的,事实上,道德都是与宗教结合的。一定社会形态的伦理思想归根结底是一定社会经济结构的反映,受到该经济结构以及由它决定的文化状况的重大影响。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特点是由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及文化状况决定,西方伦理思想的特点亦是如此。中西方传统伦理思想的比较向我们揭示出:伦理学作为正当生活描述的学科体系,伦理学家们的研究基础是在现实生活的感知中,关注人的内心生活,诉诸人的各种道德感情,是经验也是体悟。社会拥有一种理想的道德秩序,它就可以为生活在其中的人提供幸福、自由、自我实现或全面发展的条件;个人一旦拥有主动遵循道德秩序的品质,就拥有了幸福、自由、自我实现或全面发展的内在依据。
当代道德的旨归应该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类幸福。伦理学家们孜孜以求恰当生活的思考,都是为他们所理解的尘世之幸福提供说明,以求生命于世的安恬与宁静,使生命更有价值,生活更值得一过。虽然幸福不是道德行为的目的,但如亚里士多德所希望的,有道德的人应享有幸福,有完整道德的人应享有一切可能的幸福,既有德性又享有幸福就是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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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观念》是英国著名哲学家柯林伍德的科学哲学代表著述。作者在书中深入探讨了自然观念的历史变迁,提出了自然科学的价值。作者特别强调了自然观念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的样貌,强调观念的不同与科学的进步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作者尤其提出了,对人类自身行为的控制却只能是在对自然不断深入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能得到保证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技哲学相关论文:读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自然,观念,自然的观念——读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
自然的观念,the idea of nature,是一个近代的(现代的)词汇,它只有在近代才有它的意义。古希腊是没有这个词的:很难想象某个希腊著作家把这两个词象这样组合在一起[1]。苏格拉底以前只讲自然φυσις。观念,idea,来源于希腊文的ειδος(或ιδεα,汉译理念或相),本义是外观形状的意思。Ειδος又来源于动词ειδω,看。从柏拉图开始ειδος成为西方哲学的强势话语。可能是因为它刚刚被用作思想的专门词汇,ειδος作为“看”的原义尚在柏拉图的运思中起到某种制约作用,所以我们看到柏拉图讲到很多自然事物的ειδος,也讲到很多人为事物乃至某些品德属性的ειδος,但是没有讲到自然的ειδος. 自然有没有一个型相?自然的型相是什么?
这些不是柏拉图的问题,也不可能成为柏拉图的问题,因为在柏拉图的时代,自然还没有被理解为自然界,后者是基督教世界的产物,而且尤其是在近代科学技术的世界图景中被强化出来的表象。在柏拉图那里,自然实际上被用作相当于后世所谓“本质”(essence,来源于拉丁文的系动词esse,是,存在)的意思,也就是说多少相当于形式(ειδος)的地位。正如柯林伍德所引述的,柏拉图有这样的用法:η τον αγθον φυσις(善的自然,或善的本性)[2]。
这表明柏拉图并不象通常被认为的那样把自然界和理念界并列起来:有自然界,有理念界,后者是前者的来源和根据;而且首先他是不是把自然理解为自然界、把理念理解为理念界,都还是应该考究的。
至于亚里士多德则更不是以一种“界化”的方式思考自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既没有纯粹的质料,也没有纯粹的形式,有的只是质料和形式结合在一起的具体事物(当然,鉴于亚里士多德的复杂性,这只是大致说来如此)。亚里士多德经常说要象研究塌鼻子的塌的形式那样来研究物体的自然本性。Ειδος与卑俗事物的联系在柏拉图对话里还是一件令苏格拉底深感难堪的事情,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则自觉地被当作一个基本的原则。
但是,从柏拉图开始,西方思想史上确实发生了某种“非自然化”的转变,这一点甚至是可以感觉出来的。但是仅限于感觉到这一点以及指出它来是远远不够的,要紧的问题是要解说清楚:究竟是在一种什么意义上,我们说柏拉图开始了一种“非自然化”的转变?
首先,凭什么把这个开端归之于柏拉图?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完全可以以一种黑格尔式的或类似的方式说:人只要思考,就不再是自然的生物。所以“非自然化的转变”如果有的话,何必非要等到柏拉图不可呢?苏格拉底以前的自然哲学家们虽然只是一味地从自然里面寻找自然的原因(αρχη,本原,原则,根源),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一针见血”地指出:爱奥尼亚哲学家们的水、火、气什么的,其实只不过是尚不自觉其为思想的思想:因为他们毕竟寻找原因。
寻找原因这样一种努力似乎毫无疑问不是自然的(φυσις)。然而为什么?可能的理由至少有两个:1,因为它是人为的(τεχνη)。无论作为一种什么样态的努力,思想也好,直觉也好,实践经验也好,只要它是属人的,它就不是自然的。2,因为它是思想,不管这思想是属于人的还是不属于人的,反正思想的就不是自然的。
这两个可能的理由并不能“归根到底归结为一个”:它们说的不是一回事。不管它们成立与否,前一个理由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考虑问题,后一个理由是从思想观念与自然的关系出发考虑问题。我们说从柏拉图开始了一种非自然化的转变,并不是说人类或者说西方人只有从柏拉图开始才有了超出自然思维的纯粹的真正的思想。这只是柏拉图主义的、或者说是西方主流形而上学的观点。它是从一种特殊的对思想的理解和限定出发来考察哲学史而得出的判定。
而我们在这里试图要做的事情正是要指出这种思想理解的特殊性和狭隘性:从柏拉图开始,一种特殊的思想形态开始形成了;这种思想形态的特殊之处在于:思想与自然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思想的主要问题。当然在柏拉图那里这个问题还没有演变成“观念界”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这样的极端形式。在柏拉图那里发生的非自然化转变,其主要特征既不是从专注于自然到专注于人的转变,也不是从专注于自然到专注于观念的转变。柏拉图转变的主要方面在于从根本上打破了运思在二元因素中的自然思维方式,而引入了一个第三因素:作为客观思想的ειδος. 这个ειδος既不是属人的,也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从属于人的“主观思想”的。倒是这一切人的或自然的因素都从属于它;
而且它并非外在于这一切而自成一个世界,而是内在于这一切当中充当这一切事物的自然、本性、本质。这样一个第三因素的特别之处并非它的内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的内在性,也并非它的外在的独立实存性,而在于它的绝对的超越性和绝对的中介性:在它面前,一切都成为“时间内的”事物。具备前两种特性的“灵魂”、“心灵”一类的观念早在柏拉图之前的希腊就有了,在别的诸多文化形态中也屡见不鲜。而始自柏拉图的这种绝对第三因素的引入却是一件很特别的事件。
在柏拉图那里尚未明确地形成唯一的超越性理念。桌子有桌子的理念,勇敢有勇敢的理念。理念的超越性还没有达到唯一性的地步,它只是表现在:它既不是象桌子那样的一件东西,也不是象勇敢那样的一种属人的品性或状态,而桌子或勇敢却从它而来,受它规定;而且当某个桌子甚至所有桌子或者某个人甚至所有人的勇敢都消失不在的时候,它们的理念还在。由于我们已经深受基督教和现代科学技术世界图景的影响,柏拉图的理念论很容易被现代人解释为一种有关一个“理念世界”的景观报告。
柏拉图理念论与基督教的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世界图景之间的区别,在于是否对自然还有严肃的兴趣,或者说是否还尊重自然。这话说得比较突兀,且让我稍作解释。“对自然有严肃的兴趣”说的不是研究自然界的兴趣。研究自然界的兴趣本身就是建立在对自然价值的贬低上,因此无论这种研究可以是多么规模宏大的和煞有介事的,它不是严肃的。严肃在这里不是说的“专业化、一丝不苟”的意思,而是说从根本上不把所研究的对象(而不是说这件事情本身)仅仅当成一种手段、资源、条件、参数而已。严肃的自然研究不但严肃对待自己的研究事业,而且严肃对待它的研究事业要“用”到的对象。如此,则研究对象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对象:与研究者有着对等地位和价值的存在者。
研究者的价值远不止于那个面对着某个研究对象的个人;同样,研究对象的价值也应该远不止于维系在它的被人研究或其他形式的使用上。一个自然对象并不仅仅是一个以研究者为中心旋转的附属物而已。它的一时的被用作这个或那个研究或使用,其用途和价值当然是有限的(因为它的价值实际上只是按照它的用途被衡量);但是除了那些只是出于人的一时需要和偶然兴趣所涉及的方面以外,它的存在是无限的,因为它是自然的。从尊重自然的观点看来,一个具体对象都是无限的;而从不尊重自然的观点看来,整个自然界都是有限的。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自然的尊重表现在他们不认为自然事物是完全清楚明确的有限的东西。在柏拉图的《蒂迈欧篇》里,柏拉图的那个神并不是象犹太人的或“普世基督教”的耶和华那样的一个可以从完全的虚无中创造出天地自然万物的绝对的造物主,而是一个给无限的(无规定性的)材料赋予明确的有限形式的匠人。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实为“论自然”)里,可把握的从来都是结合着特殊的形式和质料的自然物,而不是那赤裸裸的自然。和苏格拉底比起来,无论他们的哲学术语和理论结构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他们在尊重自然这一点上始终没有偏离苏格拉底多远。当初苏格拉底提倡对于事物的追问,决不是出于现代技术式的对物的“促逼”(海德格尔),而是出于对事物的要求诚实地予以了解的好奇心。
“诚实”,这里的意思还不只是说一丝不苟的研究态度和决不弄虚作假的学术道德,因为这两点分别说的是对自己负责和对他人负责;这里说的诚实主要是要求对物负责:追问事物,就是追问事物的自然(本性,φυσις, nature)。事物的自然是不能由研究者任意地规定的,所以苏格拉底坚决反对智者们的“人为自然立法”的人本主义立场,而强调在承认自己无知的前提下反复追问事物的“本身”。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与智者的诡辩术之间的区别在于:辩证法是严肃认真的以事情本身为转移的方法,而诡辩术是玩世不恭的以说话人为转移的手段。
可见“认识你自己”这句格言在苏格拉底那里本来是一句从策略或局势上说来意在退守的告诫,可是自从雅典哲学与希伯来的绝对一神信仰相结合以后,这句话变成了一种过度的非法进取的号角。“认识你自己”,原本是要人自知自己的无知,保持人在自然面前的谦虚和好奇;可是无论在教堂神学还是在市民神学(后者我指的是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形而上学)那里,这句格言成为人们丧失对自然的严肃兴趣、乃至贬低自然和追求这种或者那种超越自然的“精神事物”的指导原则。
宗教,各门宗教,有一个显著地区别于其他文化样态的特点:那便是把原生的自然野蛮地(或更准确地说是过度文化地、过分精致地)划分为世界性的结构。在世界性的结构中,自然成为一个界,人的生命时间成为“一世”,自然界和人世都被视为有限的、短浅的、卑俗的、没有终极价值的存在,他们的有限价值必须维系于一个绝对地超越和内在的(普遍的内在性是绝对的超越性中的应有之义)既不是属人的也不是源于自然的第三因素(他者)上面。这个第三因素可以是唯一神,可以是某种根本就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时间之外的“世”和空间之外的“界”,也可以是客观的思想、理性或观念。它们是这个世界的异者、他者、外来者。如果这些异者果真能够被理解和保持为异者也就罢了,但问题在于:这是完全有悖于第三因素被引进之初衷的,因而从一开始这个异者便是以一个绝对的同一者出现的。因为自然本身对于人来说已经就是一个适当的异者,如果人能够适度地面对这个适当的异者(古希腊人就是这样的),人就没有必要额外地再去发明一个异者。人们发明一个额外的异者的目的在于:试图假借一个绝对他者的强力来取消任何意义上的异者,包括作为第二异者的自然。
在绝对他者面前,不但人和自然变成无足轻重的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相应地变成了无足轻重的世界中(世间)的关系。作为第三因素的异者的被引进,表明人们不再拥有足够的坚强意志来忍受与任何一个异者保持一种适度的张力关系,也不再拥有充沛的生命的兴趣去感受这种适度的张力关系可能给人带来的和谐而适中的愉悦。也就是说人丧失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适度感,开始变得歇斯底里起来:或者极度痛苦地陶醉于一种意识到绝不可能与那个绝对的他者有任何沟通可能的彻底绝望之中,或者极度欣快地陶醉于一种秘传的非世间之乐当中,或者兼而有之。
更日常的情形是:完完全全地生活在希望之中,既不陶醉于绝望的痛苦,也不陶醉于秘密的快乐,而是整个的对于现世的厌倦和瘫痪,毫无活力毫无反思地听任那个绝对第三者在世间的代理机构的摆布。或者倒过来,以绝对中介在世界中的代理人自居。无论哪种情况,人可以不负责任:要么把自己交给一个第三者(无论天上的还是地上的)而无所作为,要么把自己当作绝对中介在世间的中介而为所欲为。于是本来想完全超出自然而作完全精神性的人,结果成了既非自然的亦非精神的人:他们成了完全社会的人,在那里伦理化的道德成为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人既无可能与绝对超越的第三者发生联系,也丧失了与自然的适度交往。人完全活在只有人与人发生关系的人世间。
十四世纪以来的一系列以人道主义(humanism,人本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运动、和启蒙运动,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对基督教的彻底的反动,但实际上它们的反动仅仅具有一种社会结构调整的意义,而且这种社会结构的调整非但不是对基督教文化可能蕴含的社会结构的摧毁,反而是对它的调适和完成。因为基督教在中世纪还有着相当程度的民族地域性(至于犹太教以及尚未被普及到罗马世界以前的基督教,其民族地域性则更强。),而这是与基督教上帝的被设想为绝对的超越者和绝对的中介者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它要求一个更加中性的东西来作为所有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平台和中介。现代技术正是这样一个东西。这里说的现代技术还不仅仅是说“现代科学技术”,而且包括整个中性化市民社会的结构: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结构,制度高于一切的法律和政治结构等等。
自然,在这个普遍技术化的现代性文化中进一步被贬值。在经典基督教中,自然虽然不过是没有自身根据的被造物,虽然只不过是一个有限的“界”,但它毕竟是由那个绝对第三者创造出来的,所以它至少还拥有与人类社会同等的地位:人与自然都是被造物。虽然圣经上说地上的自然万物都可以由人类照管和自由取用,但人毕竟没有把自然仅仅理解为完全可以为我所用的“自然资源”:好比人对自然物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一切的一切,包括人与自然,都是属于那个唯一神的。而在现代技术社会中,一切自然事物的所有权都仅仅只有人类社会的维度。这个矿山属于某个国家,那群猪属于某个屠宰场,如此而已。更进一步,这种现代性社会结构的基础又在于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确立。
这意味着:现代性的个人不但不把自然当作他的适度的异者,不把神当作他的超越的异者,也不再把社会和他人当作他的异者。在基督教世界里,那个第三者不可能满足于被保持为第三者,而它又不可能完全融合为第一者,所以实际上它代替自然的地位做了一个第二者。这种情形只有在以信仰的情感为基础的纯粹宗教文化中才有可能被平衡地忍耐下去,而在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ειδος(理念,形式)思想为基础的神学中则是不可能被忍耐的,因为在后者那里对同一性的追求是高于一切的。结果便是:自我,作为普遍主体的理性自我或者意志自我,代替神和逻各斯,成为现代性的绝对同一者。
这个转变的开始被称作“文艺复兴”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在这个转变中,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雅典哲学确实起到了核心的推动作用。文艺复兴以来的历次“解放运动”都是打着“理性”的旗号。这个理性ratio就是经过了基督教洗礼的、拉丁化了的柏拉图的ειδος和λογος。在这个洗礼中被洗掉的,是雅典哲人对事物的“本身”,即自然、本性,的诚实、谦虚的好奇心;在洗礼中被沾染上的,则是人的玩世不恭的妄自尊大。这个经受了基督教洗礼的理性被人称做“自然理性”。但是在自然理性的高扬中,自然的原色并不是被恢复了,而是在洗礼之后褪色得更加不可辨认了。正如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所指出来的那样,文艺复兴以来,尤其在启蒙思想家那里,人性(human nature,人的自然)的观念成为主导性的和基础性的历史学假设。他还指出,这种观念实际上是希腊-罗马实质主义的残余。[3]
实际上,这里发生的变化远不是“残余”一词所能概括的。残余意味着一种弱化的保留,但在这里发生的是一种强化的转换。无论把本质归之于理念还是上帝,传统的本质主义都还是承认着某种不同于人的异者,不管这个异者是不是愿意和能够被保持为异者。而在现代人性观念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本质主义里,任何意义上的异者都被取消了:自然与上帝都一劳永逸地被“扬弃”和吸纳到已经达到自我意识的“主体”中了。文艺复兴以来发生的转变,既不是以自然来反对上帝,也不是以人来反对上帝,而是以“自然理性”或“人性(人的自然)”的同一性来代替上帝的同一性。
[1] 有待考证。但是我在这里的意思是说,即使在古希腊文献里能够找到这样一个短语组合,它也多少会是偶然的组合,不能构成古希腊哲学的具有本质重要性的或者说标志性的词汇。
[2] 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85页。吴国盛等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柏拉图原文待查。
[3]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93~97,233~261页。何兆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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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中国化不仅仅是近些年我国人民所追求和向往的,也是一种文化和习俗的自然形成。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内容摘要:一般认为,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是逻辑的、分析的,而中国哲学的主要特征是体验的、综合的。传统的中西方哲学比较研究也是基于这个认识的,但对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应当从中西方哲学智慧,内容以及他们的相同之处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1-3个): 中西方哲学 智慧
哲学可谓博大精深,虽然这个学期已经学习了一个学期的西方哲学,但仍只是略懂皮毛,也可以说是只知道了一些大家都懂得的那些简单的哲学思想,对于那些复杂一点的哲学思想仍然是不理解。现在就我的那一点理解来谈谈对中西方哲学的看法。
中华民族的哲学。它致力于研究世界的本原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伦理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而西方哲学是拥有相同历史传统和统一概念体系的统一的哲学体系。公元前5~3世纪,人类文化史上出现了一大奇观,中西方文明几乎同时达到了一个新高峰。中方哲学以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繁荣为标志,而西方哲学则以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昌盛为特征。中西方这一时期的哲学和科学传统对于后来东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下面将从以下几方面谈谈中西方哲学的异同点。
一、中国哲学的神秘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
泰勒斯是西方自然哲学的开创者,也是第一个用理性的目光审视自然的先哲。他认为自然界的万物总是由某种最基本的东西构成的,它就是世界的基始或本原。泰勒斯对自然的解释是“水是生命的源泉,万物的基始是水”。这个观点为人类认识自然开创了一条可贵的理性认识之路。它引导人们从自然本身去解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避免了用主观意志或凭个体好恶解释自然带来的任意性和神秘性。虽然古代西方人对构成自然界万物的本原的认识有各不相同的看法,但他们都是通过理性方法来解读自然。其意义在于人类对自然开始有了理性思考,推动了哲学思维和科学理性思维的发展,这对西方后来科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基础意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理性主义。
中国的自然哲学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显然,在老子的道家学说中,“道”是构成万物的本原。老子的“道学”将人们从多元宇宙观发展为一元宇宙观,力图从自然自身解释自然的多变现象,这与泰勒斯是一致的。在老子那里是“道”带来了一个整体的一,即宇宙这个统一的大系统。中国人认识自然的视角,从老子开始就与西方的泰勒斯不同,米利都学派追求的本原是构成万物的分立体;而东方的“道”却是形成整体一的基础,它是抽象的。老子说过:“道,可道,非常道”,“道”的抽象特性,它将引导东方人论“虚”,并乐于思辨玄想,因而缺少微观实证分析的本性。中国的中医理论体系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由于泰勒斯的本原是构成万物的分立体,因此,它引导的是西方学者对具体事物的结构和形成规律的寻求。东方的中国人接受的是道家学说,它的抽象性和神秘性以及它的整体视角和运动本性,它引导的是东方学者用思辨和玄想及经验观察去对整体性质和物质的运动做出把握。
二、中西方哲学智慧的差异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是中国智慧发展的坚实基础。东方信仰“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孔孟之道”一统天下,长达五千年之久,这种“伦理精神”和“价值理性”世代相传,沿袭至今,至使东方的科学技术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然而,这却成就了东方的文化发展。西方的智慧是理性的,有两千年的哲学、自然科学发展史,创造了完整的哲学、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有逻辑严谨的数学。西方人把他们的智慧用于对哲学、科学体系的探索与研究,利用他们已有的科技成果发展军事,进行殖民扩张。西方的科学体系推动了全世界的进步,让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西方庞大的、具有系统性和体系化的欧氏理论与中国的认识论和多神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东方智慧以直觉思维为主体,西方智慧以逻辑思维为主体;东方与西方智慧的巨大差异,构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与发展结果。
三、中西方哲学的相通之处 中西方哲学的发展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的发展自始至终充满了激烈的斗争。就世界构成“本体”而言,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就认识论而言,是反映论与先验论之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发展了辩证法。唯心主义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成为官方哲学和宗教哲学。
几千年来,唯物主义作为非官方的民间哲学,长期受到压抑,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就方法而言,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争。中西方哲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哲学倾向的贯彻,是为一定的阶级、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中华传统思维早就了我们发现知识经验,西方思维造就了他们发现就形成了知识。中西方的哲学如果互相借鉴的话,那么西方也就不会有异教徒惨死这样的惨案发生,都尝试着去包容别人就不会觉得别人的信仰是错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自由,我们应该尊重别人的权力。如果我们能够借鉴西方的公理化的思维方式,把我们的发现形成知识,再经过一代代人的完善,那么我们今天就不用去学习别人的知识,说不定现在世界上的大部分的高科技知识都是我们国家的,因为我们国家的科技水平是近三百年才开始落后的,在这之前,我们的水平都处在世界的前列,只是这短短的三百年就造成这样巨大的差别,不得不让我们反省一下。以上的这些有些是个人的想法,也有来自对他人的借鉴,尽管这门课的上课时间很短,但我已经在上这门课的时候感受到西方哲学的魅力并且让我对西方哲学增加了兴趣,希望以后可以更多地接触到西方哲学。
参考文献:
《浅析东西方哲学的分殊点及其影响》 沈佳强
《中西方哲学智慧的比较分析》 张志伟
摘 要: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西方哲学史都是从其主要内容角度进行梳理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等。然而,其中的两个重要概念的发展,也可以被我们用来看做西方哲学史的概观。从理性与非理性的角度,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出几千年西方哲学在神与人的纠葛中所做的努力,并且可以概括为两条发展的路径。
关键词:理性;非理性;神;人
西方哲学史倾注了众多哲学家生生不息的努力,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它很显然是一部发展史,无论是世界观的还是方法论的。但这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理解。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从其中的核心:神与人的纠葛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是两条路径不断发展完善、成就辉煌的过程。
一、从神的世界开始
可以简单地说是自上而下,人一直理性地在非理性物中寻找自己。
人类在最初的探索中,都习惯性地从自身之上去寻找世界及众生的答案,妄图通过神或上帝来解释自身的终极所在。然而,在这一系列努力中,神的形象光辉耀眼,却始终找不到人应有的位置。无论是从民间信仰到口头传送的神谣,还是从《神谱》[1]到《荷马史诗》[2](以下版本皆同),人始终都没有感受到自身的存在,一直在神的世界中徘徊,希望有那么一个万能的神能够给人类带来光明与幸福。
但是,在神的世界中我们看到很浓烈的人的影子,无论是《神谱》还是《荷马史诗》,强烈的神的意志统治下的人与神的纠葛,却无处不将神描写得与人相似,具有人的情感,拥有人的行为方式。可以这么说,在神的光环感召下,那时的人分不清楚到底是神似人,还是人来源于神。
以泰勒斯开始的自然哲学家,开始了摆脱神话世界的步伐,开始从人的自身之外去寻找答案,水、火等任何一种元素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本原与始基。但思想还是打上了宗教神话的烙印,把人和自然看成是浑然一体的,从自然的角度简单地思考人。而他们对自然的重视更是给了自然一个神一般的世界。
普罗泰戈拉似乎开始了对人的真正关注。但他是在自然哲学家的基础之上的(自然哲学家开始的对人生存的地球与宇宙的思考,试图在视野上摆脱神的世界回到人间;但这个人间并不是人的共同体、社会或者生活环境,而是人的整个的生存环境,是与神或上帝共同生活的大环境)。他在神的世界发现了人,发现人对世界的价值所在——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 [3]。但他的“人”却不是人类的人,是相对的人,是神衍生的人,是具有一定局限的人。我们依旧不知道自己在宇宙之中的位置。
苏格拉底知道了。他认识到人是人类之中的人,对于人类的主要论述的是人与人构成的社会规范的个体体认之上。相对人性而言,神性,只是个别的超越与升华,是个别在某些极妙的场合与神性的交合实现了跨越意义上的体认,他不属于我们,虽然他在我们之中。柏拉图发现了在人之中的神性世界“理念”,而在柏拉图的具体实践中,发现自己的理念无法与现实的人的世界达到完全契合,只留下“苏格拉底说:或许天上建有它的一个原型,让凡是希望看见它的人能看到自己在那里定居下来……”[4]的感叹。
可以这么说,苏格拉底之下的哲学家,就沿着这一条路不停地探索,努力地在人类的自身及人类社会共同体中找到解释整个宇宙的力量。而这个力量是理想化的,具有一定神性,这一切的事实不过是人类理性的力量诉诸非理性的武器去实现人的价值与意义的发现。然而,无论是道德规范的力量,还是政治体制的约束等,人类在于理性世界付出的努力,始终抵不过非理性的特例的极微侵蚀,因为这都是人类的体认,在非理性的机体上发微的。于是,在这样的困境中,人们依然想到神,在人的世界仍然有神的影子。
难怪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世界里,理性的力量再强大,科学的手段再高明,始终的人还是神的俘虏。并且其希望仍是个别人的个体超越从而感召群体,从而唤醒所有人的神性光辉,共筑人的神性世界。正是在这样的努力中,人类最终的恶果就是中世纪的对人的全面否定,只有完完全全地臣服于耶稣基督这个人格神的脚下,才能得到救赎。
最终的在基督的世界中完全地实现了这一条道路的完善,在从上到下的过程中发现人。在自然神与自然的神一般的世界畅游无果之后,才找到了这样一个人格神,在人类之间树立一个神的形象,从而使人得以神的子弟的身份出现。而这一切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文艺复兴这一强调人的非理性的运动所取代。
在神的世界下降到人的世界,一个伟大的理性光辉照耀大地,看似伟大的飞跃,实则是理性的畅想,却没有理性的基础,继而使神性失去了它的力量,这样的发展就走到了尽头。继之又起的另一条路径,则是在人的非理性的层面之上的崛起。当人们发现在非理性之中的神并不能给我们什么之后,开始了在非理性的基础之上进行理性的升华。于是,第二条路便从感觉与经验开始,进行理性的体验之旅。
二、在人的世界着眼
也可以说是自下而上,在人的感觉与经验中寻找神一般的理性力量。
人的复兴是基于对罗马帝国物欲横流的体验开始的。罗马的穷奢极欲将人的感受性发挥到了极致,但苦于当时仍受神的思想的奴役,没有出现思想。苦于这么说,第二条路径最早的意识应该是在柏拉图的“感觉”中。当中世纪的宗教救赎在于自我的选择;当库萨说,人与上帝一样具有创造力;当布鲁诺深入事物内部探索开始,人类的感觉萌芽了。人类在天地万物中发现了自身的感觉与经验才是人类的基础。
于是,以罗吉尔·培根为始的英国经验论出现,则是开启了人的经验之旅,开始了将研究的角度确实地放在人的角度,人的非理性意识开始了理论之战。而在培根对经验的发现中,重点的是现代科技繁华的伏笔,对人的研究需要的是人类社会的各种手段——科技;而对于人在神的世界中,在于理性的框架之下,思维才是阵地与武器。
接着,霍布斯呐喊了“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开始了系统的旅程。而与之同时的大陆唯理论始终抓住神不放手,妄图有朝一日人类群体的“神性”全部体认了,他们就仍然有复兴之日。
在理性与非理性的战斗中,康德似乎在重解,似乎在重构。在他的哲学中,他努力的去寻找人类之中的上帝属性,却真实的发现了人。因为只有在人的世界中,上帝才有他的意义可言。于是,上帝死了,其实人也死了。
这时,黑格尔出现了,他开始的对理性与非理性的界定,最终实现了人的完全发现——在人的世界中去塑造人的完全意义上的神(可以说是经验论发现了人,但却是黑格尔在几千年以来哲学对于人性与神性的纠葛中,发现了人的不确定与确定的秉性所在——即非理性与理性,这样的人类才有了升华与超越的可能,从而最终实现了人的完全发现)。在其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在理性与非理性的斗争中,马克思实现了其人类共同体意义上的发展,实现了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意义的解释,建构了人类共同体的高峰体验。然而,费尔巴哈发微的在人的个体意义上的对理性与非理性的解释中,却是始终继续着。由此升起的个体意义上的努力,包括叔本华、尼采等开始的现代哲学的发展,却是不管在人的非理性研究途径及研究方法上都实现了空前的繁荣。
至此,人类的理性与非理性之战依旧继续着,然而作为西方哲学的第二条路径已经形成;人类继续着在人的世界通过上升的方法找到人的完全意义上的神。
三、两条路径的联想
但这两条路径的发展中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平行的,不光两者交融,而且还有第三种努力,可以说是两者交合的产物,即从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开始的哲学无人称化努力,妄图在人的努力之下去实现对无人称哲学的发现。然而,最终存在主义哲学的形成,这样的努力依旧呈现的是模糊的无人称化,纠葛在人于非人称之间。
人类的努力是积极的,愿望是美好的,然而现实告诉我们,这条路似乎没有了尽头,也没有了方向。从雅斯贝尔斯到海德格尔再到萨特,这一系列的努力并没有给出一条明确的道路,只是在哲学又多了一个角度、一种眼光给我们看世界而已。
于是,当我们静静地思考的时候,在这两条路径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两条路。而这两条路其实一直是伴随着神与人共同发展的。
1.同一。既然人类习惯于在人与神的世界中纠葛,那么就实现其真正意义上的同一,不是下降的,也不是上升的,是规律的单一,其宗旨是既非理性又非非理性的同一。然而,实现这样的统一的研究方法与途径又是什么呢?也许这根本就不是哲学该做的努力。但是,摆脱了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哲学还是哲学吗?
2.分立。完全意义上的分立,即我们人类与我们生存的时空,有意识的也好,无意识的也罢,是完完全全的分立的。之所以出现的纠葛,是第三者的存在才能发生的。于是就会套用我们习惯性的表达方式:三元论。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是”是因为它们之间发生了关系,“不是”是因为它们也可以特立独行;并不存在一元论与二元论的矛盾纠葛。但是最大的疑问则是,基于人类现在理性与非理性共存的现实,怎样去实现其分离、分立,这样的分离、分立有探索及发展的价值与意义所在吗?
于是,我们可以这样概括总结,本真的哲学路径是由其研究对象或者内涵决定的。我们如果想在哲学上去实现突破,那么首先需要从对象或者内涵着手。但是,基于现实的人类的特性的处之上,最终的哲学突破事实上在人类自身。
参考文献:
[1] 赫西俄德.工作时日 神谱[M].张竹明,蒋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2] 荷马.荷马史诗[M].罗念生,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3] 张志伟.西方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67.
[4] 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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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作为近代哲学的最高问题,经历了由康德的二元对立进入抽象的同一,再过到黑格尔绝对唯心论基础上思辩的对立统一。黑格尔在驳斥康德不可知论的基础上,继承并发发展了谢林的哲学思想,从而创立了其思维与存在同一于“绝对理念”的学说。在他看来,思维是存在的本质,一个事物的存在只有符合思维才具有实在性;思维不断在存在中实现自己,使存在同自 己相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思想,科学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以期取得新的进展。
关键词: 黑格尔 绝对理念 思维与存在 同一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其中的“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在西方哲学上经历了漫长的思索、争论,逐渐从模糊到明确,从抽象从具体,到了近代则采取了自觉的形式突显出来,发展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最高问题。它经历了由康德的二元对立进入抽象的同一,再过到黑格尔绝对唯心论基础上思辩的对立统一。
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是黑格尔整个思辨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他的全部哲学基本的和首要的命题。从社会政治根源上说,他之所以研究这个问题并形成其内容丰富的理论,一方面,在于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揭示了思想可以构筑起存在,思维能够实现自身的道理,是黑格尔站在德国资产阶级立场上对法国革命所作的新的哲学概括;另一方面,在于德国资产阶级的日益成熟和变革现实的信心不断增强,相对于康德时代有着将近质的飞跃。从理论上说,则是从康德的“理念”学说出发,是自康德古典哲学革命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主要从理论上来论述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
一、黑格尔前的德国古典哲学家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在近代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在一开始就被明显的亮出,两者在斗争的过程中逐渐趋向于同一。
康德原则上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否认思维把握客观存在本来面目的可能性。他一方面肯定在我们之外存在着刺激我们感官的客体,即“自在之物”;另一方面,他又断言客观存在的事物——“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是超验的、彼岸的东西,认识所能达到的只是“自在之物”刺激我们感官而产生的感觉表象,即所谓“现象”。这样一来,在康德面前就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可以认识的此岸的“现象”世界,另一个是不可认识的彼岸的“自在之物”世界。可见,康德本质上是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否认思维能够把握客观存在的本来面目,否认世界的可知性。但在这里,他第一个把主体能动性思想等一系列辩证法因素引入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问题中来,为以后德国古典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在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上提供了启发。
由于康德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以二元对立的形式典型地表现出来,使他之后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一下子就可以抓住中心问题。继康德之后的费希特,认识到康德哲学导致思维与存在分裂的关键在于肯定一个不可知的“自在之物”的存在,于是他取消了康德的“自在之物”,竭力发挥了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中的“主观感觉”,构造出一个“自我”,作为本体,认为康德的“自在之物”是“自我”的产物,他称之为“非我”,并构造了以下三个命题:1、自我设定自身(正题);2、自我设定非我(反题);3、自我设定自身和非我(合题)。“自我”就是作为这样一种能动的活动,按照正、反、合的规律,实现了他的思维与存在同一。就这样,他把认识和实践同一为个别思维主体,即“自我”的能动的设定行动,思维与存在在自我意识内部达到了同一,比起康德哲学则进了一层。
谢林反对费希特把“自我”看成是至高无上的,认为要使“自我”和“非我”的同一,就必须有一个凌驾于二者之上,既非主体又非客体的东西,他称之为“绝对”。“绝对”是产生一切有限事物(物质和精神)的本原,并且是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必然同一的根据。“自我”和“非我”都产生于“绝对”。“绝对”是思维与存在的“无差别的同一”,是一种不自觉的精神力量。他站在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上,认为只要肯定有一个在思维之外独立存在着的客观的东西,我们就不能对它有所认识,而要认识客观存在,就必须把思维与存在看成是“无差别的同一”,即单纯的等同,思维与存在溶合为一,没有差别。谢林就这样试图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来构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二、黑格尔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黑格尔驳斥了康德的不可知论,继承了谢林在“绝对”的基础上实现了思维与存在统一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是不同意谢林所谓的“无差别的同一”。他在吸收谢林的客观唯心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辩证法用于思维与存在同一论,论证了“绝对”是对立的统一,是矛盾发展的过程,从而在客观唯心主义的范围内系统地论证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黑格尔强调:哲学不应只作为“应当”哲学,它更重要的是要作为一种“应为”哲学。所以他极力反对康德在认识之外确立一个“自在之物”。他认为,康德哲学里的知识只是对于“现象”的知识,而关于“物自体”的知识是不可知的,这就割裂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其实质是一种不可知论。而对于谢林的“无差别同一”,则认为忽略了思维的主体的能动性,没有了解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次就可达到的无差别的同一。于是,他在“绝对理念”的基础上,肯定地回答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在黑格尔哲学里,“绝对理念”是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是“实体”,同时又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能动的创造性的认识主体。他从其唯心论的人本主义出发,坚信人类理性的力量,主张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但要强调的是,黑格尔所说的“思维”, 不仅指的是人们头脑中的思想,而且主要指的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之外的某种“客观思想”,亦即“绝对理念”,人脑中的思想不过是“绝对理念”发展的高级阶段而已。 至于黑格尔所说的“存在”,也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存在”,而是“客观思想”。黑格尔是根本不承认物质的存在的。按黑格尔的的看法,一切事物(存在)都不过是“绝对理念”(思维)的异化物,是“绝对理念”的外壳或皮囊,而“绝对理念”则是万物的内在根据和核心。
总的说来,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学说,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①存在即思维,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②思维是存在的本质、灵魂;存在是思维的外化、躯壳,二者可以相互转化,并把实践引入到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中来。③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辩证的过程。
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来具体阐述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于“绝对理念”的学说。
⑴存在即思维,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这是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之所以能达到同一的一个基本前提。
黑格尔吸收了谢林关于思维与存在等同的思想,把它作为自己哲学的一个成分,认为存在即思维,客体即主体,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黑格尔说:“照我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他明确否认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从根本上否认事物的客观存在。他说:“唯物论认为物质的本身是真实的客观的东西。但物质本身是一个抽象的东西,物质之为物质是无法知觉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物质这个东西。”[1]在黑格尔看来,关于事物是否可知的问题,只能有两种看法:要么主张事物在思维之外独立存在,而这就是不可知论;要么主张事物的可知性,而这就意味着存在即思维。此外的看法是不可想象的。正据于此,黑格尔就取消了康德哲学里“自在之物”的独立存在,认为一切事物(存在)都不过是“绝对理念”(思维)的异化物,是“绝对理念”的外壳或皮囊,而“绝对理念”则是万物的内在根据和核心。这样,存在就是思维了。
⑵思维是存在的本质、灵魂;存在是思维的外化、躯壳,二者可以相互转化。而要把握一个对象,就是意识着这个对象的概念。并把实践引入到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中来。
黑格尔在肯定了一切事物都是思维的根本前提下,又将事物区分为思维与存在两个方面。他一方面主张存在即思维,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的同时;另一方面又明确反对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看成是无差别的同一、单纯的等同。黑格尔认为,谢林所认为的“绝对”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话诚然不错,但是承认思维与存在的绝对同一,那就不免于片面。其实在“绝对”里,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不仅是同一的,而且又是有区别的。
黑格尔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思维与存在两个方面的统一:思维是存在的本质,存在是思维的内容。黑格尔说:“一切真实的事物,就它们之为真理而言,即是理念。”而理念是“概念和客观性的绝对统一”。而这两方面又不是平等并列的:思维是存在的创造主,存在是思维的外在化。黑格尔说: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里,“思维统摄了存在,主观性统摄了客观性。”[2]由于思维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所以思维与存在二者不是僵硬地对立着的:思维一方面可以通过“外在化”的作用产生自己的对象——存在;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克服自己和对象间的对立,使之成为己有,即“同化”,也就是使存在或对象为自己所占有。就这样,由“外在化”和“同化”这两个方面的作用,构成了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发展过程。
在这里,黑格尔把实践引入到认识论中来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哲学老是停留在“应当”上,未免太软弱了,理念必然不会停留在主观性里,而是要扬弃它的主观性并表现自身为客观的东西。而理念要使客观世界同自己相符合、相一致,需要一个中介,那就是“实践”。[3]他指出:“活动和劳动,这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中介”,“每一个行为都要扬弃一个观念(主观的东西)而把它转变为客观的东西”。只有实践、行动是沟通主体和客体的桥梁,是使思维转化为存在,使存在符合思维,实现思维和存在的同一的一个必要环节。
⑶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辩证的过程。
黑格尔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不是谢林无差别的“绝对同一”,也不是一次就可以达到的同一。在他看来,任何一个具体事物的存在总是暂时的、相对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相互转化的过程,是思维在存在中不断实现自己,使存在不断符合自己的过程,是由“自在”到“自为”,由有限到无限,由相对到绝对,由直观的多样性到多样性的统一,由表面的现象到深刻的实质的过程。总之,是思维把握存在、占有存在的过程,是“绝对理念”在思维与存在的这种矛盾进展中,在事物新陈代谢的发展中不断实现自己,使事物逐步同它的概念相符合,达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的过程。黑格尔与其他近代哲学家相比较,在对解决思维与存在问题颇具特色之处就是把其系统的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应用于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当中。
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过程,大体上是一个由存在到思维、由客观到主观的纯概念转化、发展的过程。思维与存在并不是两个根本不同、截然分开的东西,而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发展阶段:由存在到思维是一个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自在”阶段到“自为”阶段的发展。[4]黑格尔写道:“它(指世界)的是如此与它的应如此是相符合的。[5]但这种存在与应当的符合,却并不是死板的、没有发展过程的。”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既然思维是存在的本质,那么一个事物只有符合蕴藏在其中的思维才具有真实性。然而,由“绝对理念”派生出来的各个具体事物,都是受一定的条件限制的“有限事物”,它们只是“绝对理念”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或阶段。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具体事物来说,它们都不可能完全同它的概念相符合,就是说其中必定存在着既符合但又不完全符合的矛盾。任何一个具体事物都由于其内在的思维和存在的矛盾而运动、变化和发展,并最终归于灭亡,为另一个更符合于概念、理念发展要求的具体事物所代替。任何一个事物的存在总是暂时的、相对的,而“绝对理念”则在思维和存在的这种矛盾进展中,在事物的新陈代谢的发展中不断实现自己,使事物逐步同它的概念相符合,使思维与存在同一。
在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里,最基本的一个内容是他引以为荣的一个命题:“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由于在黑格尔看来,世界上的各种具体事物都不过是“绝对理念”的“外壳”或“皮囊”,是“绝对理念”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或阶段,所以他认为:一切曾经是现实的东西的东西,都必定要转化为不现实的东西;而一切符合“绝对理念”发展要求的东西,不管它同现存的一切怎样抵触,也必将变成为现实的。唯有“绝对理念”是永恒的生命,一切有限事物皆不免于毁灭。可见,在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里,思维与存在就似空间里两条渐近线,彼此不断无限接近,但又永不相交。
总之,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概括起来就是:思维是存在的本质,一个事物的存在只有符合思维才具有实在性;思维不断在存在中实现自己,使存在同自己相符合;思维与存在同一于“绝对理念”当中。
三、评价
黑格尔在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基本观点的过程中,构造了一个“绝对理念”自己认识自己,自己实现自己、不断走向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哲学体系。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认识的发展完全被归结为“绝对理念”神秘地自行实现、自己认识的过程。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既有其积极合理的一面,又有它非科学的一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思想,科学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取得新的进展。
⑴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一方面走出了在他以前的西方哲学家的思存对立和割断现象与本质、各走极端或绝对同一,走向了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有利于我们科学地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及其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黑格尔反对唯物主义,抵制外在的世界受限制认识的自由,规定思维能够认识的内容,一开始就是思想内容,思维得到了自由。[5]思维不但不受制于实在,而且还能创造实在。黑格尔在事物是否可知的问题上的第二种看法,即主张“存在即思维”的观点,是十分荒谬的。马克思对此尖锐地指出:“黑格尔陷入了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并且,黑格尔的“思维”、“存在”并不就是辩证唯物主义里的“思维”、“存在”。 这样,黑格尔的本体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本体论,它没有承认现实的感性事物对思维的制约作用,只听任思维凌驾一切;它认识论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从根本上看,只呈现一种现象,只是在精神中消解思维与存在自身的对立,映射出了思维(意识)与存在的一体,并没有真正达到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他的“思存同一论”是置于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虽进一步发展了可知论,驳斥了不可知论, 但终决定了他的同一论并非科学的同一论。
⑵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强调理性活动的积极性、能动性,批判了旧形而上学认识论、反映论的被动、消极、直观性,揭示了认识发展的过程性、发展性、辩证性,并企图去揭露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对人类认识发展史作出了重在的贡献;但他把人类作为有限的认识主体,这个主体是由“绝对理念”分化出来的主体理念,是“绝对理念”借以实现自我认识的一个工具,人类的思维也不过是“绝对理念”的高级发展形式,只有“绝对理念”作为唯一的实体是一直存在着的,并在人类历史活动进程中,以人类自觉思维为起点,一步步认识并达到这一精神实体,且使其更为成熟。黑格尔的错误在于,他只是透过了存在(实体),看到了存在的存在(绝对理念),于是一味赞美存在的存在而忘却了存在。于是,当黑格尔在强调理性作用的同时,就错误地贬损了人类在认识中的主体地位,以理念主体湮灭了人类主体, 理性吞噬了人性,使人类的能动性在理性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是极端的的错误,乃至后来的一些哲学家如叔本华,尼采,在批判黑格尔这种理性压抑人性的错误时,走上了另一个极端——非理性、反理性主义的哲学道路。
此外,黑格尔在论证思维与存在二者可以相互转化时,做了一件哲学上划时代的大事:把“实践”作为思维与存在转化的必要中介引入到认识论中来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一思想无疑是深刻的,启发了马克思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论证了思维与存在同一于实践。
综上所述, 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虽然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但也存在很多思想的闪光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思想,科学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以期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取得新的进展。 参考文献:
[1] 张志伟. 《西方哲学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2002
[2] 黑格尔. 《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赵敦华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一版
[3] 赵敦华. 《西方哲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5月第一版
[4] 罗素. 《西方哲学史》 何兆武、李约瑟译 商务印书馆 1963年9月第一版
[5] 张传有. 《西方社会思想的历史进程》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年4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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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教育学在这个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里遭遇了新的挑战,因此,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比较教育学的概念建构对于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比较教育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义务教育是科教兴国的奠基工程,对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培养各级各类人才、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同时,我国东西部义务教育地域差异问题也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关键词】:义务教育 东部教育 西部教育 差异
【正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至今的20年中,我国积极探索了穷国办大教育的道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是,由于我国当前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义务教育的地区间发展问题日趋显著。在基本普及义务教育的情况下,实现东西部义务教育的协调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我国东西部义务教育地域差异问题理应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加剧的东西差距,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上,而且,由于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教育制度等也在转型之中,且许多方面存在着改革的不对称现象,导致东西差距还十分突出地反映在社会发展失衡诸方面;东西差距又与长期存在的城乡差距交织在一起,尤其西部地区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发展中面临的诸多困难,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发展失衡现象。较发达的东部(尤其江浙)近几年改善情况较好,但经济发展落后的西部地区,仍然还有许多困难难以解决。本文以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实施情况为案例进行讨论。
一、政府资源配置的政策、努力与困难
1.政府出台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
义务教育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公共产品,都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核心内容,这是毋庸置疑的。根据我国九年义务教育法规定,适龄孩子都必须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当然也就是财政教育经费支持下)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但在实际生活中,中国却存在一个很大的矛盾:西部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远离中心城市的农村地区,还没有真正实现与城市一样的义务教育。更由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大量农民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而进入城市,而且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带着全家和孩子进入城市,这个矛盾便由农村走进城市。现在,这个矛盾随着三农问题、社会失衡问题的突出,被提到政府工作甚至立法的议事日程,而且,西部地区如农村税费改革引发的新问题一样,出现了许多新的困难。
2.教育行政部门协调教育资源配置的努力与困难。
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教育行政部门对这一政策的可持续性,忧心忡忡。从调研反映出来的情况看,关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的落实虽然比发达的东部已经晚了好几年,但仍然困难重重。主要是:
(1)学校总体容量基本饱和,局部热点地区学位紧张。
(2)教师编制严重不足。
(3)学校办学经费缺口很大。西部地区办学经费本来已经十分紧张,在落实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政策后,面临的经费困难将更加严峻。
(4)学校安全存在隐患。
3.教育行政部门的措施与希望。
如何化解这些矛盾,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了许多建议,主要是:增拨教育经费,增加教师编制,在学校资源严重不足尤其民工集中聚居的城郊地区布局新学,清理整顿城郊出租房、暂住证、假用工合同等。
二、民工子弟学校生存状况民工子弟学校在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教育中的作用,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
同,在实际生活中,民工子弟学校的发展仍然十分艰辛。如何更好的贯彻落实扶持民工子弟学校发展并纳入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的政策,这可说是仅次于教育经费筹集的另一个重大问
题。
1.打工子弟学校的作用与贡献。
一般来说,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和家长对孩子未来的要求比较低,一般是要让孩子识字,
接受比乡村学校更好的教育,提高谋生能力和就业能力。
2.困难与挑战:五大难题。
(1)是学校迟迟拿不到“准生证”。有些校长诉苦说,学校总是被告知需要继续整改,
拿批准文件好象遥遥无望,这一点可以说是所有民工子弟学校遭遇的通病。学校在战战兢兢
中往前走,合法化进程十分艰辛。
(2)是学校校舍不稳定,不敢搞扩大和基建。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大,有些学校这些普遍
位于城乡结合部的民工学校随时面临拆迁,不敢搞基建,更不敢扩大。校舍不稳定,是几乎都位于城乡结合部的民工子弟学校普遍遭遇的第二个问题。
(3)是无序竞争甚至恶性竞争愈演愈烈。
(4)是民工学校多采取租地办法办学,抗干扰能力脆弱。民工学校普遍没办理征地、更
无拨地,基本采用租地办法办学,而租地老板擅自中止合同、抬高地价的事时有发生。
(5)是学生拿不到教委承认的文凭。不过肖校长告诉说,小学毕业证对民工子女的影响
不大,因为继续升学对小学文凭的要求不严格。
三、解决东西部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思考
方兴未艾的民工子弟学校的发展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在这样好的政策面
前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民工学校迅速发展?因为需求更大,供不应求。解决东西部教育资源配
置失衡,最根本的在两个方面:一是经费问题,其关键又是由哪一级政府来负担的问题;二是打工子弟学校的发展政策定位,如何真正扶持他们发展,并使他们规范发展、健康发展。
1.西部大开发应实施教育优先,义务教育平等的政策;义务教育经费应由中央财政全额、
足额拨款。
教育是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品,无论是何种社会制度的国家,每个公民都应享有,义务教
育更应平等享有。在我国,西部居民特别是农民享有的水平很低;享有的水平低,人的文化、思想、科技等素质就低,获取知识的能力,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就低,西
部经济社会就难有良好的发展,而且代代循环,难以走出贫穷甚至愚昧落后的困境。由于地方政府财力的巨大差距从而补贴能力的差距,由于个人收入的巨大差距,实际教育水平的差
距更加突出。
即使在西部较发达的中心城市,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困境及其与东部的差距,也十分惊
人。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切切实实的事实,西部人从这些切身感受中深
切体会到东西部间在科技、教育、社会保障方面的巨大差距。
在中国的现行教育体制下,家庭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子女受教育水平的巨大差
距。家庭收入高的,可以为小孩请家庭教师,可以培养更多的业余爱好,可以用较高的钱去选校。普通中学办学举步维艰,边远地区和农村地区当然更加困难。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之本,是获得其他公平的根本保证,西部大开发战略首先应切实关
注教育,真正实现义务教育平等。教育学者杨东平说:“义务教育是为全体儿童提供一种养成国民素质的基础性教育,是由国家立法予以保证,主要由政府举办,强迫性、免费的教育。义务教育中的‘义务’,就是指国家保障儿童受教育权利的义务,以及对社会所承担的义务,而不是相反。”
2.调动全社会力量,多渠道发展教育事业;积极扶持打工子弟学校发展,尽快解决“准
生证”、合法化、规范化,积极推广“教育券”等好办法。
第一,限时解决民工子弟学校的“准生证”和学生的毕业证,加快民工学校的“合法化”
进程。要正确评价民工子弟学校的贡献和作用,对他们应真正做到中央有关文件倡导和强调
的扶持、规范而不是限制,对民工子弟学校的批准可以适当降低条件,并对他们的发展给予切切实实的指导和帮助。
第二,推广浙江率先实行的“教育券”制度,让各方面的教育事业得到更公平的竞争和
资源,从而更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尤其要切实解决民工子弟学校遇到的问题。
第三,民工学校使用土地给予特殊政策,政府主动出面对涉及各方进行协调,并制定相
关政策。
显然,西部地区不能与财力雄厚的东部相比,教育资源的压力在城市也不可盲目乐观,
民办教育资源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将发挥重要作用。积极帮助民工子弟学校成长,是西部地区解决教育资源不足的重要途径。
3.关注“留守儿童”,让西部农村走出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
在关注城市民工子弟学校的同时,更要关注农村教育条件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
民生存状况和贫困的代际传递。他们面对的教育条件更差,所在地财力也更加困难,在西部许多地方,基础教育条件倒退,农村孩子较小年龄辍学甚至轮为童工,已不鲜见,这一点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中央更应加大对西部农村地区的教育拨款和教育援助。
我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高速增长成果,也理应由全体人民,包括西部人民、
农村群众共同分享。它最应该体现的领域便是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更是16大提出的“五个统筹”、科学发展观、公共服务制度改革、公共产品提供、政府改革的一项核心内容和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要求、基础和重要职能。教育公平是最重要的公平,更是打破城乡差距、东西差距、贫困代际传递的利器。
具体说来就是要努力加强中央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资责任,改变中央政府和省级
政府在整个义务教育资金筹集与分配中一般仅占有较低份额的状况。所以,必须要建立规范的基础教育财政逐级转移支付制度,明确各级政府的基础教育财政责任。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掌握了较大的财力,应是转移支付的主体。,解决问题的方案也已经逐渐明确,关键就在于发挥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核心作用,大力扶持农村义务教育事业发展,为整个教育事业和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全面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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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全球化背景下中美两国间经济交流更显频繁,全球经济文化日益密切的交流与合作,教育显得非常重要。家庭教育尤其重要,中美两国家庭教育相关方面的比较,分析形成两国家庭教育差异的原因,对走出我国家庭教育的误区将有很好的启发和警惕作用。家庭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显然家庭教育 正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特别是学界的重视,但美国和中国家庭教育仍然存在诸多的问题。本文介绍了 家庭教育的定义,指出了美国和中国家庭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关键词]:家庭教育 中国 美国 比较
家庭教育指的是在家庭互动过程中父母对子女的成长发展所产生的教育影响,也是全社会各个教育环节中最重要的一环。中美两国由于在文化传统、观
念意识、生活方式以及社会习俗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之处,导致了两国在家庭教育目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上也存在着很多差异。家庭教育对于人的教育具有不可置换的意义,因为家庭是人降生以后第一个归属的集团,在那里形成这基本的人格。正确认识和了解两国之间的这种差异,对于促进我国当代家庭教育的良性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
一、文化因素对教育的影响
1、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求“天人合一”,“天德合一”。儒家文化历来主张“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家庭教育中,家长总是意味着权威,作为统治者在家庭中处于核心地位。至今中国人在评价孩子时,听话、稳重仍是大优点。主导美国的文化是欧洲文化,深受文艺复兴的影响,民主、自由、人权理念的人本主义思潮渗透于美国各个角落。因此,在美国家庭,他们把孩子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平等对待,让其在社会允许的条件下自己做决定。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父母是参谋和朋友。
2、思维风格不同。我国的家庭教育以人伦为基础,以情感情理为法则,来处理家庭人际关系。我国父母把孩子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从个人养老或个人荣誉
面子角度考虑子女教育,在无微不至的父母爱怜中隐含着较为浓厚的“投桃报李” 的私情。美国人强调理性主义,其家庭教育推崇以理性的基本原则对待家庭成员和家庭事务。美国父母多是把抚养教育孩子的义务,与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一样看待,这是超越个人的立场,而不是完全从家庭本身或父母自身的利益来看待家庭教育。
二、教育方式的不同
两国在教育孩子的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
1、中国家长在生活上的包办代替。中国家长尤其是独生子女的家长,在生活上对孩子的衣食住行包办代替,不让孩子沾家务活的边。这种包办横向涉及孩子的方方面面,纵向延伸到孩子长大成人。于是出现了小学生还要家长接送,中学生还要家长洗衣服,大学新生入学还要家长护送。而美国孩子具有很强的自立能力。绝大多数18岁以上的孩子,都靠自己挣钱来读书。而美国孩子具有适应市场经济的头脑。
2、中国家庭经济上的放任。不少家长对孩子的要求百依百顺,有求必应。这无形中助长了孩子奢华浪费的习惯。而在美国具有适应市场经济的头脑。美国不少家庭的孩子,从小就参与当家理财,通过亲身体验使他们深知金钱来之不易,从而养成精打细算、勤俭度日的好习惯。
3、美国孩子具有适应社会环境的本领。由于从小的艰苦磨炼,美国孩子具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毅力;遇事镇定沉着,能与周围人们和谐相处。与此相反,中国的儿童、青少年乃至大学生,虽然学业成绩上不亚于西方,但普遍表现出独立生活能力差,缺乏自主意识,依赖性强,做事被动胆怯,缺乏对环境的适应和应变能力;不懂得人际交往的技巧,人际关系差;怕苦怕累,只要求别人照顾,却缺乏同心和帮助别人的能力;在家不懂得尊敬自己的长辈,在外缺乏社会责任感。
三、中美家庭教育内容的不同
1、美国家庭教育内容丰富,注意让孩子在体力、认知、语言、社会性、情感上获得和谐发展,可称之为“素质教育”。在促进体力的增强上,重视开展幼儿户外活动、体育锻炼,如在庭院里荡秋千,野外远足等;在认知的发展上,重视训练孩子的各种感官,注意开拓孩子的文化、审美视野,孩子的学习兴趣,如父母到图书馆借阅图书或学习时,喜欢带上孩子,让其受周围环境的熏陶,萌发学习的愿望;在社会性的培养上,教育孩子自我服务,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并要 求孩子学会具有与同伴合作、分享、互助的行为;在情感的陶冶上,指导孩子欣 赏音乐、美术、舞蹈、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如带孩子到美术馆、博物馆观看各种 展品,鼓励孩子参加艺术创作活动,让孩子亲身接触、体验大自然的奥秘,如带 孩子到森林公园旅游,海浪中游泳、攀登岩壁等。
2﹑中国的家庭教育内容虽然也可以分为德、智、体、美几方面。但往往是当孩子进入了学龄期(有的甚至在学龄前期)就开始将智育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 使得教育内容出现不平衡的倾向。在体育上,中国的家庭保证孩子生长发育所需 营养,保护孩子的安全,注意疾病的预防与治疗,与美国对比起来,这种教育是 一种防御性的、静态的、消极的保护,温室培育起不到强身健体的作用;在智育 上,向孩子传授知识、技能,如为孩子购置各种知识性、趣味性的读物,训练孩 子朗读、书写、计算等技能,当孩子开始接受学校教育后,家庭教育出现学校化 倾向,父母监督学习、检查作业、购买习题集、实行题海战,应付永无休止的考 试;在美育上,越来越多的父母,认识到“一技之长”的重要性,因而盲目培养 孩子特殊艺术才能,如把孩子送入绘画班、歌舞班学习,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一方面无视孩子的兴趣,另一方面由于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费用,往往对孩子的要求过高而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四、中美家庭教育方法不同
1、在美国家庭里,父母主要用一种平等的方式来教育他们的孩子。他们尊重孩子的个性和权力。在家庭里,孩子被看作独立的个体。父母和孩子是平等的。相比之下,中国的家庭教育缺乏平等性。
2、中国的父母并不把孩子当成和自己同一水平来对待。相反,父母往往代表长辈,而孩子代表晚辈。
五、中美家庭教育的方向不同
家庭教育的目标决定其方向。因此,家庭教育的目标是核心,也是中美家庭教育不同的根本原因。家庭教育的目的通过家庭教育培养孩子的一些特。一旦目标确定,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就应该相应的选定。
1、美国家庭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孩子成为一个社会人,孩子能够处理各种事情拥有自己独立的能力。实际上,这种教育能够有很好的效果。根据这个目标,他们能够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让我们看看不同时期的美国孩子。当他们还是婴儿的时候,他们就单独睡觉;当他们会自己走路的时候,他们很少要求父母的帮助;当他们长大点后,他们有自己的房间并且自己打扫。从儿童时期到可以挣钱,他们都会做他们能做的去挣钱。比如,他们会打扫房屋,当保姆,派发报纸;当他们上高中或者大学后,他们做兼职挣钱来贴补自己的生活费。
2、中国家庭教育目标是把孩子培养成为人才,有着光明的前途。而一个光明的前途意味着有一份好的工作,一生过着简单的生活。首先,这样的目标很高而且具有功利性,很难达到,因为有个光明的前程不是个普通的目标。由于这样的目标,中国的父母特别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他们的孩子可以集中精力在学习上。同时,父母忽视了孩子的独特能力,破坏其想象力。最后,父母有可能在孩子成为合的人之前扼杀了天才。尽管中国的孩子学习非常努力,学习也很好。但是他们缺乏适应社会的能力。
事实上与中国比较,美国家庭教育中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方面既要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教育的精髓,也要反思我国传统教育观念的弊端,学习借鉴他国先进教育思想和观念,以他人长补己之短。另一方面,既要提高家长的整体素质,学会真正尊重自己的孩子,注意孩子的全面发展。弄清中美两国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冷静地分析、思考两国家庭教育中的长处和短处,吸收中美家庭教育的精华并融会贯通,努力寻找其中的最佳结合点。这样才能推动我国的家庭教育的长远发展,使我国教育事业更上一层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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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选择是比较教育学发展的重要议题,也是比较教育学理论自我完成的重要途径。比较教育学的跨学科性特征为比较教育学理论选择提供了可能性。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比较学前教育的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十分重视教育的国家,纵观推动日本经济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原因,人们几近一致地认为促使日本经济腾飞的催化剂,是日本体系完整、制度完备、投入充足的国民教育。正是由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举国上下对于教育的重视,才使得自然资源贫乏的岛国,以较高水平的国民 整体素质这一社会资源优势,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作为启蒙教育关键阶段的幼儿园教育,同世界许多国家一样,在日本也将其作为整个国民教育的基础,由于日本不断地借鉴西方幼儿教育的成功经验,积极探索,使其在幼儿教育方面取得较为突出的成绩。
由于没有出国的条件和经历,且在网上查到的相关的资料有限又不具体。于是决定通过日剧来简单剖析日本的幼儿教育。在最近完结的《全开女孩》这部电视剧中,新人女律师若叶,受到了来自于所长的委托,要求帮忙照顾她5岁女儿日向,若叶在幼儿园遇到了家庭妇男的山田草太,草太一直悉心照顾着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哭太郎,各自为了照顾孩子而感到苦恼的两个人,在不断地经历着各自矛盾的过程当中,最终走到了一起。尽管主题不是“幼儿教育”,但却从中渗示出日本的幼儿教育的现状。下面我们就从以下几点来简析日本的幼儿教育:
一、教育观念
日本的幼儿教育从“全人教育”的角度出发,重视幼儿的全面发展,将幼儿作为社会的一员,并重视他们的人格与尊严,提倡师生关系的平等、融洽和亲近,并将这一观念作为幼儿园教育的基础和前提。教师是幼儿学习的伙伴、指导者和帮助者。幼儿园不论开展什么活动,教师总是一切从幼儿出发,充分考虑幼儿的兴趣、爱好、年龄特点及发展水平。从日剧《全开女孩》中,我们可以看出,幼儿园的教学目的和教学观念,不只是教授知识,而是培养孩子的认知世界,了解世界的能力。例如,在电视剧中,家长和老师,对于孩子的意见,和想法都会给予足够的理解和重视。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从不轻易否定孩子的意见,也从不会有乏味的说教和严厉的批评。
二、教育环境
日本幼儿园的环境优美、整洁,环境布置充满童趣。特别是促进幼儿大肌肉发展的各种攀登架、转椅、单双杆、秋千等琳琅满目,幼儿的钻、爬、跳、跑、平衡等动作可以得到充分的发展。且幼儿园户外基本是沙地,消除了幼儿在户外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日本幼儿园最大的特点是简朴。日本幼儿园找不到现代化的设备和琳琅满目的高档玩具,这与日本先进发达的科技社会似乎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也体现以人为本、以孩子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人要发挥自己的潜能,不能变为“成品”的奴隶,科技的进步,使人们形成更大的生存压力,营造“适者生存”的氛围,合理的充分利用周围的资源,通过环境进行教育,从而培养孩子的创新精神,让孩子受益终生。在《全开女孩》中,夏季经常会有“玩泥大会”,老师会带领大家换好衣服,并和大家一起玩泥巴,但绝不是简单的捏,而是互相扔,这个活动非常具有日本的特点。
三、教育形式
日本幼儿教育十分注意吸收别国幼儿教育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体系。因此,幼儿每天在园的活动既有一小时左右集体活动,又有三小时左右自由活动,并且真正将游戏作为幼儿学习的主要方式,培养幼儿自由、自决以及同环境和谐一致的生活能力。在《全开女孩》中,“砸西瓜”大会中,每个孩子都有一次机会,蒙上眼睛,拿着一根棍子,被老师转了几圈后,根据大家的提示,走向西瓜并砸中它,没有砸中的小朋友还会被惩罚说出自己的秘密。哭太郎还超可爱的向日向表白了呢!最后,在大家的要求下,草太和若叶也加入其中,没砸中西瓜却打中了草太。类似的游戏,在日本的幼儿园中很普遍,这也是与同龄人和谐相处的一个有效途径。
四、教育方法
日本十分重视幼儿学习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教学中鼓励幼儿提出问题,重视幼儿操作与实践,不强求幼儿一定要怎么做。教师很少给幼儿出示样板及范例,而是鼓励幼儿根据自己的体验,按自己的意愿去做,鼓励幼儿的独创精神,重视幼儿的创造性。在《全开女孩》中经常会举行一些“表演会”什么的,基本上是全员参加,家长不仅要帮孩子做演出服,还要主席“表演会”,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会对孩子们的表演和努力,给予足够的重视,有些家庭甚至会全员参加,为孩子加油,照相纪念。后来孩子们想养小鸡,虽然若叶相当反对,但是园长和老师却同意了,并借此机会教会孩子们养小鸡的方法,从而引出父母养育孩子的艰辛,从养小鸡转到了感恩教育上。
六、重视幼儿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相结合
日本十分重视家庭与幼儿园教育的一致性。家长的参与在幼儿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家长的参与包括:家长座谈会、家长通讯、家长亲职工作坊、亲子旅行、亲子运动会、亲子图书角、录影带借阅计划及亲子教材等等。在《全开女孩》中,其所在的幼儿园,每个月都会有一次“便当日”,为了使孩子们不对每天吃的幼儿园提供的统一配餐,家长必须亲手为孩子做一份便当,通常便当的图案都是一些活泼可爱的卡通人物。这不仅加深了家长对幼儿园教育的认同和了解,更促进了家长与孩子的沟通与交流。并且每位家长都需要为孩子做一个类似于成长记录册,来记录孩子的习性和特点等,幼儿园会定期举行“生活发表会”来让家长汇报结果,相互交流。
从《全开女孩》中,我不难发现,日本的幼儿教育远比中国发展的更成熟、更先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日本教育具有成功的经验,那就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幼儿教育的就是让孩子变为社会人,学会认知,做事,合作和生存。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将更为优秀的品德和性格传递给孩子。记得有人曾说过:未来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再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竞争而是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竞争,核心就是教育和科技的竞争。所以说,教育就是最廉价的国防,从小抓好教育,就等于抓住了强国之本。审视当代中国的幼儿教育,我们还有许多不足与缺陷,这就需要我们虚心学习,争取尽快为肩负重任的孩子们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
关键词:英国高等教育 保障体系 启示
第一部分
保障体系是建立方针和目标并实现这些目标方针的体系,它由一组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有关的基本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构成的整体。根据实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主体不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可分为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和外部质量保障体系。
内部质量保障体系是指学校内部负责教育的质量保障活动,建立管理体系从而实现连续有效的质量控制和提高质量。内部体系通过成立各种机构委员会,结合工作考核机制、年度财务审计、年度总结与奖惩机制,监督和保障教育质量,通常包括校务管理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专业教育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督导(顾问)委员会等。
外部质量保障体系是指学校外部为了对学校教育质量实施连续有效的质量监控所建立的监控体系,通常是由政府设立的专门机构组成。对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而言,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着重强调检査和监督高的质量,以及保证高等学校对自身质量的管理。
1、英国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
在英国,大学素有学术自由的传统,各高校负责自身的教育质量。高校形成了一套自身的质量保障体系,包括接受来自校外的评估和监督。高校负责审批新课程,检查指导现行课程的实施,并定期回顾整个教学规划。一般情况下校委会负责管理学校教学质量和制定学习标准,学术委员会负责学术管理。英国高校主要釆用三种质量控制的方法,一是构建全面的质量管理制度;二是设置机构和管理人员,三是开展学校和学科自评。此外,校外监考员制度的引入和为配合校外评估而进行的学校和学科的自评,也是高校为维持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束要措施。
2、英国的外部质量保障体系
目前英国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系统包括政府、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英国政府不直接参与高等教育管理活动,它主要通过立法拨款等方法间接管理。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按照国家有关法等。
外部质量保障体系是指学校外部为了对学校教育质量实施连续有效的质量监控所建立的监控体系,通常是由政府设立的专门机构组成。对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而言,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着重强调检査和监督高的质量,以及保证高等学校对自身质量的管理。
1、英国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
在英国,大学素有学术自由的传统,各高校负责自身的教育质量。高校形成了一套自身的质量保障体系,包括接受来自校外的评估和监督。高校负责审批新课程,检查指导现行课程的实施,并定期回顾整个教学规划。一般情况下校委会负责管理学校教学质量和制定学习标准,学术委员会负责学术管理。英国高校主要釆用三种质量控制的方法,一是构建全面的质量管理制度;二是设置机构和管理人员,三是开展学校和学科自评。此外,校外监考员制度的引入和为配合校外评估而进行的学校和学科的自评,也是高校为维持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束要措施。
2、英国的外部质量保障体系
目前英国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系统包括政府、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英国政府不直接参与高等教育管理活动,它主要通过立法拨款等方法间接管理。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按照国家有关法
律和政府的政策对高校的教育质量进行评估和审计,从而保障和提高教育质量。
第二部分
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三个构成部分在整个体系中各自发挥职能,相互补充,相互监督,为保障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供了坚实的后盾,它已经成为具有自身特色的一套全面的、多样的、专业的质量保障体系。
1、参与主体多元化
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参与主体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不仅包括政府和高校、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还有许多评估机构和行业协会,以及其他专业执业资格认证机构以及新闻媒体等。英国政府在高等教 育管理上一直把权利下放给地方政府。英国政府一般并不直接干预高校的管理与发展,总是通过一些非政府性的中介组织去贯彻和执行其政策精神,实现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宏观调控功能。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法案、原则问题带有强制性,非原则问题则起指导作用。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通过高校教 育质量评估为高校划拨公共拨款,间接引导高校改善和提高教育质量。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为学生、社会相关人士提供高等教育的质量信息,向他们保证高等教育的服务质量,并帮
助高校提高教育质量,监督和激励高校的发展。高校内部自 身保障体系也很完善,通过成立各种委员会负责评估教育质量,邀请教师、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评估,形成一个幵放全面的体系。政府通过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这个中介组织,实现了对高等教育的间接干预和控制。各保障主体在保障和 提高教育质量过程中,根据多元化的质量标准,评估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的教育质量,以客观公平的态度评估各院校,保障各院校的特色发展。高等教育质量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质量保障和提高不是仅由一个或两个组织就能够提供和解决的,而是需要来自各方主体的共同参与和行动。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的多元主体,各尽其职,相互合作,相互监督,确保英国高等教育质量的稳定和提高。多元性的质量保障主体是保障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体系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2、评估的专业性
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评估的专业性不仅表现在专业的评估人员,还有专业的评估机构和全面的评估标准。幵展评估活动中,由相关专业人士担任评估人员,根据一套可行的评估标准进行客观公平的评价。各评估机构经过不断的发展与调整,在评估机构、评估标准、评估人员等各方面已经堪称为专业化。不论是评估机构自身功能机构的完善上,还是质量标准与学术标准的权威性上,还是评估程序的严谨性上,这些机构都得到了英国社会各界与高等教育领域的认同,甚至得到了
国际教育界的认可在整个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各主体纷纷建立一套专业全面的评估制度。在外部质量保障体系中,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若设有董事会负责质量保障制度的战略目标及实施。董事会成员中有来自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基金委员会成员及社会各界人士,另外还有学生群体和国际人士参与其中。董事会对教育质量和标准负最终责任。在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中,高校董事会也是最高管理机构,大学学术委员会是负责教育质量保障的主要机构,高校院(系)也设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如院务委员会、教学委员会、教师和学生代表小组和教育发展小组等委员会,负责检查学科和学位工作中的质量和标准问题,这些机构都是由专业人员担任评估专家,提供院(系)质量评估报告。整个高校内部质量保障过程在行政管理的协助下进行。
3、法律与政策
英国政府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关注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3年的《罗宾斯报告》对英国高等教育未来20年的发展进行预测和规划,1964年英国成立了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对技术学院和其他学院进行质量监控和评估。1983年成立的“学术标准小组”公布雷诺兹报告,拟定了新的学术标准。1985年英国政府发表高等教育绿皮书,提出改善和保障教育质量的重要性。1987年的高等教育白皮书则正式提出大学应建立一套统一的学术标准审核体系。《1988年英国教育改革法》提
出成立大学基金委员会,职业技术学院和其他学院基金委员会负责非大学体系的拨款和质量评估。1991年的《高等教育一一个新框架》废除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建立大学和非大学体系,统一标准,成立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1992年英国政府公布《继续和高等教育法》,1997年3月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成立,1999年高等教育教育署颁布《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框架一6》,2000年又出版了《学术审核及运行手册》。由此可见,英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的每一个重要环节都有法律政策的支持,而且相关法律政策随着高等教育发展情况的不同而随时做出调整和改进,以满足实际情况的需求,有效地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稳定和提高。
第三部分
1、质量保障主体功能不完善
从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现状来看,政府、高校及社会组织和新闻媒
体都已成为实施主体。但是,在这一体系中仍是以政府力量为主导因素,控制教
育质量保障活动。虽然政府也鼓励社会机构参加教育质量评估,提出要建立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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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CSSCI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为基础,以河南省30所公办本科院校为考察对象,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定量地比较了河南省高校近年来社科优秀论文的产出量和学术影响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河南省高校图书馆学术论文发表的比较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本文利用CNKI的“学术文献总库”和“引文数据库”,对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和河南理工大学以图书馆名义发表的学术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分别研究了发表量、图书馆情报与数字图书馆专业学术论文占图书馆单位学术论文的比例、图书馆学术论文占本学校总论文发表的比例、基金数和学术论文引用率,进而剖析河南省高校图书馆单位的科研实力和学术水平,为河南省高校图书馆领导提供专业人员队伍建设方面的建议。
关键词:图书馆;图书馆情报;比较研究
近年来,高校图书馆作为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学术性机构,其学术论文发表越来越受重视,为了解河南省高校图书馆学术论文发表情况和对图书馆的学术论文评价,我们通过CNKI的“学术文献总库”和“引文数据库”,对郑州大学图书馆、河南大学图书馆和河南理工大学图书馆1981年至2013年学术论文的发文量、图书馆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论文占图书馆学术论文的比例、图书馆学术论文占单位总论文的比例、基金数和学术论文引用率进行了统计。通过对图书馆学术论文的比较研究,提升图书馆在学校中的地位。
本文选取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和河南理工大学为研究对象,因为三者是河南省高校排名中位列前三名,其科研实力也比较强,能够代表河南省高校的顶尖实力水平。这三所大学的图书馆也是河南省高校图书馆中规模最大、历史悠久和科研实力比较强的三个图书馆。
本文以CNKI为数据来源,通过CNKI 的“学术文献总库”和“引文数据库”,以各高校的图书馆为关键字,对河南省高校图书馆的学术论文发文量、图书馆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论文占图书馆学术论文的比例、图书馆学术论文占单位总论文的比例、基金数和图书馆学术引用率进行了查找统计。
为准确统计这三所图书馆学术论文的发表量和客观评价这三所图书馆的学术论文,需要设定统一的时间段。文章以1981年1月1 日--2013年10月1 日之间发表的论文和图书馆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论文占图书馆学术论文的比例、图书馆学术论文占单位总论文的比例、基金数和该时段被引次数来进行学术论文的比较研究。
统计图书馆学术论文的基金数和图书馆学术引用率既可以反映出该馆科研人员学术研究积极性,也能反映出高校对图书馆的重视程度;通过统计图书馆学术论文中的图书馆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论文占图书馆学术论文的比例、图书馆学术论文占单位总论文的比例则能反映出图书馆管理人员的学术水平、图书馆学术气氛浓厚程度和全馆整体的学术成就。
据此我们通过知网搜索相关关键,得到的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中的统计结果可看出:
(1)在1981年至2013年年间,河南大学图书馆的科研人员发表的图书馆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论文占图书馆学术论文的比例是最高的,另两所大学比例差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河南大学图书馆科研实力,这是因为图书馆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论文的发表要发在一些专业的刊物上,他们对作者的身份和论文的质量要求较高,这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河南大学作为省内老牌大学对图书馆建设的关注和支持。
(2)从非图情论文的发表来看,河南省三所高校图书馆都有非图情论文的发表,通过非图书馆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论文学术论文在非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 为了完成学校的科研任务,获取奖励,发表了一些非图书馆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论文。
(3)我们可以通过图书馆单位论文占单位总论文的比例中可以看出,河南大学图书馆科研人员发表的论文占单位发表的总论文的比率最高,达到15.21%,而郑州大学图书馆科研人员发表的论文占单位发表总论文的比率高于河南理工大学图书馆科研人员发表的比例。由此也可以看出,河南大学图书馆的科研实力在河南大学各单位科研实力中是比较强的,而郑州大学和河南理工大学的图书馆科研实力在其单位科研实力中是比较薄弱的,因为郑州大学和河南老公大学图书馆科研人员的论文发表数占学校论文发表数中比例不高。这一方面反映河南大学人文社科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要求郑州大学和河南理工大学加强其图书馆科研人员的引进,以及加强对图书馆科研的投入,从而提高其图书馆的科研实力。
(4)从表1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郑州大学图书馆的基金数最多,河南大学的基金数最低,但是河南大学图书馆科研人员发表的论文数最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今后的科研学术活动中,河南大学图书馆在保持科研成果数量的同时,应该要加强提高学术研究的质量,应该多引进一些有关图书馆科研的专业人才,从而提高其获得基金项目资助的项目,这样才能提升本单位图书馆管理与研究的科研水平。而郑州大学图书馆的科研成果数量虽然不是最高,但其科研学术研究的质量却是三所学校中最高的,获得最多的资金资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郑州大学在河南省内的“211院校地位”,只是在今后的科研道路中,应该加大这方面的科研奖励,提高本单位科研论文的数量,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本校图书馆的科研实力和地位。
最后,我们可以发现河南理工大学图书馆科研人员发表的论文数量是最少的,但其基金数也比河南大学图书馆的基金数多,这说明其科研学术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但一方面可能也存在着和郑州大学类似的问题,即科研奖励不够,难以调动科研人员创作的动力;另一方面,更有可能是受到本校历史和特色的原因,因为本身属于理工院校,可能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发展比较薄弱,虽然有一些专家学者对其图书馆研究做出了较大贡献,但从整理上来看,发展远远滞后于另外两所较为综合性的大学。
从表1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郑州大学图书馆学术论文被引用的次数最多,河南理工大学图书馆学术论文的被引用的次数最少。河南大学图书馆发表的学术论文的数量是最多的,但是其被引用的次数不是最多的,但郑州大学和河南大学图书馆发表的学术论文所涉及的学科数是相同的,河南理工大学图书馆发表的学术论文所涉及的学科数最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郑州大学图书馆单位的科研质量,同时还反映了综合性大学和理工类院校的一些学科差异,而这些是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善的。因为,学术论文在其研究领域被引用数量能够反映其对本学科的影响力,可以从一定方面了解其科研水平和学术影响力。所以,我们认为郑州大学图书馆学术气氛浓厚程度和全馆整体的学术成就是三所高校图书馆中最好的,但在科研奖励和重视程度上,可能不如河南大学,这是今后要向河南大学学习的一个地方。而河南大学应努力提高自己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的质量,争取获得更多的基金数和学术论文的被引用次数。最后,河南理工大学图书馆可能由于本校的理工特色和学科设置,导致发表的学术论文的数量是最少的,其学术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也是最少的,其图书馆的科研质量和数量都亟需进一步提升。
高校图书馆在高校科研教学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地位,其任务就是为学校教学和科研服务。图书馆人员只有认真研究学生和教师需要什么,才能真正帮他们解决什么问题,提升老师的教学科研水平,进而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而该研究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一个高校图书馆论文发表的数量和质量上。
本文,通过CNKI,对河南省典型高校的图书馆学术论文发表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河南省高校的图书馆单位在学术研究中发展并不平衡,这既与学校领导对图书馆研究与建设重视程度有关,也与学校特色有关。因此,高校图书馆应该结合本校和本馆实际,深入调查研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学术计划及管理办法,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抓住重点,认真执行各项科研管理制度,确保科研工作的有序进行,这样才能提升高校图书馆论文发表的数量,更进一步提升学术论文的质量,进而更好地为本校师生的学习、科研服务,最终促使高校整体科研、教学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1] 章冶.地方一般本科院校图书馆学术论文影响力分析———以江苏省3 所学院图书馆为例[J].大学图书馆情报学刊,2012(3).
[2] 郭鸿昌.河南省高校图书馆科研实力分析[J].河南图书馆学刊,2007(6).
[3] 王荣凤.河南高校图书馆科研论文统计分析[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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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格是修辞学研究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它是“在特定的语境里,创造性的运用全民语言而形成的具有特殊修辞效果的言语形式”,即为特殊的言语形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简论中西方修辞观念的差异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修辞作为一门古老的技巧,给人们的言语交际与思想沟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纵观中国和西方修辞学的历史,两者无论在修辞的理念上,还是在具体的内容上,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本文就中西方修辞观念的差异进行论述,以期给我国修辞学的发展带来一些思考。
关键词:修辞学 中西方 差异
自古以来,中西方都十分重视修辞艺术。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就把修辞术当作一种演说的艺术,我国先秦时期的游说者最早凭借精湛的修辞技巧,打动君王来实施政治主张,修辞作为一门古老的技巧,给人们的言语交际与思想沟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然而,中西方不同的修辞观念也为修辞学的发展带来了不同的影响。纵观中国和西方修辞学的历史,两者无论在修辞的理念上,还是在具体的内容上,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本文就中西方修辞观念的差异进行论述,以期给我国修辞学的发展带来一些思考。
中西方在修辞研究上的重大差别就是西方重理论构建,而中国重辞格分析。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撰写了《修辞学》一书,构建了完整、统一的修辞体系。他提出了修辞学的原则,即:构思、谋篇布局、演说技巧、演说风格,为整个西方修辞学奠定了基础。其后,古罗马的修辞学家西萨罗对希腊的修辞传统作了改造,使之适应罗马社会的现实与文化。他在《论构思》中,试图把修辞学与哲学统一起来,把修辞学当作一种对所有实践都有用的艺术来对待。如果说西方古典修辞学的理论性还不是很强的话,近代修辞学则是学派林立,理论体系层出不穷。如理查兹的修辞哲学、伯克的动机修辞学、佩雷斯的论辩修辞学、格拉斯的新人文主义修辞学、基尔兹的人类修辞学等,都各自提出了自己的修辞理论和体系。
中国的修辞研究历史悠久,但长期以来我国的修辞研究观念总是以体现微观的语体风格、修辞方法和辞格研究为主,说起修辞,人们通常会想到比喻、排比等辞格,而十分缺乏宏观的理论探索,这就把修辞研究局限在语言的表达技巧上,制约了修辞研究理论的发展。如成书于南宋乾道六年的陈骙的《文则》把比喻细分为直喻、隐喻、类喻、诘喻、对喻、博喻、简喻、详喻、引喻、虚喻10类,在书中讲述了写作文时应当注意的问题,如用词的搭配得当,避免语病,以及语助词的修辞效果等,明显属于微观研究。任何科学的研究都应微观和宏观两者并重,相辅相成。然而,中国的修辞研究,长期以来重微观轻宏观,缺乏创新与突破,严重影响了修辞学的发展。
西方从最初的亚里士多德开始,修辞更多的偏重其功能指向。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多关注演说的方法,并强调对说服方式的探讨和对修辞能力的培养。古代希腊、罗马的民主社会要求修辞作为一门实用艺术而产生,修辞可用于指导如何说服法庭的判官、议会的元老和教堂的听众。古希腊的修辞学主要是关于演说和论辩的功用性质,现代西方更是把修辞学看成无所不包的科学。随着当代西方对修辞学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越来越多当代西方的思想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在解决社会问题时,都把目光瞄准了修辞学。这种对修辞的认识,导致中西方修辞学发展的迥异和成就的差异。
中国修辞学却往往忽略其功能,而是一直关注文体、风格、技法三个方面的内容。无论对“修辞”两个字作怎样的解释,都离不开语言的运用。如《文心雕龙》既讲文体,也讲风格,也讲技法。曹丕的《典论论文》更是明确的讲技法和文体、风格的关系的。在语言交际中如何传意是研究的重点,重视内容,强调形式要为内容服务。《易经》里说“修辞立其诚”,就是强调修辞要有信实的思想内容。孔子主张“辞达而已矣”,认为言辞、文辞只要明白达意就行了。
中国的审美观以“中和”为基调,强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孔子的修辞学思想就是主张言语内容与形式、言语和语境、言语理解和言语者三方面的和谐统一。现代汉语修辞学的审美观念继承了传统的“中和观”,又发展了这一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理念主张继承,主张共性,故而国人的言语行为容易趋于一致,这也是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从众心理。而西方主张与众不同,强调个性化的标新立异,不喜欢盲从,强调创新性,突出人的个性特点。因此,中国的修辞学多停留在修辞传统上,所阐述的修辞原则虽涉及到部分的组合结构,但较少涉及对话语的理解。对语境的内部构成、修辞过程与各种语境因素的具体作用机制的研究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还没有建立一套从修辞行为与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共变关系上对修辞原则进行说明的完整体系。
西方修辞学将修辞活动看作人的社会属性的一部分,具有人文传统。西方人重推理,讲逻辑,崇尚分析,世理人情要经过严密的论证才能使人信服。要把自己的意见、观点传达给别人,就要言之成理,逻辑严密,只有如此,别人才能接受,才能信服。人的理性和政治性是亚里斯多德建立修辞学理论的两个基本观点。在人类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地要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人的理性要求人们以理性的方式即劝说(通过说理、论辩)取得影响和制约。人文传统崇尚言词的效力,人们运用修辞控制或改变他人的信仰或行为。修辞的最终目的是以人为对象的,修辞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人的相互行为。因此,西方古典修辞学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劝说理论。
[1]刘福元.达意与说服——中西修辞学传统之异初探[J].云梦学刊,1999.2
[2]陈汝东.东西方古典修辞学思想比较——从孔子到亚里士多德[J].江汉大学学报,2007.2
[3]殷相印.汉语修辞观与儒家文化[J].毕节学院学报,2010.3
[4]牟晓鸣.亚里士多德与西方古典修辞学理论[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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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研究
7.从文化差异的角度看英汉习语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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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是蒙古族传统音乐的前提条件;冲突是蒙古族传统音乐的必经过程;互补是蒙古族传统音乐的发展趋势;变革是蒙古族传统音乐的必然结果。民俗社会的艺术动力孕育雏型期的蒙古族传统音乐;发展变革的时代活力形成繁盛期的蒙古族传统音乐;民族人文的互补潜力发展创新期的蒙古族传统音乐。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蒙古族传统音乐传承研究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蒙古族传统音乐传承研究分析全文如下:
摘要:传统文化是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和变化的结果。在时代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正在不断地进行着碰撞。时代在不断的进步,人们的审美观点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思想和现代的思想不断地进行交流与融合,使得传统的文化不断地得到传承。传承蒙古族传统音乐得以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式,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有不断地传承才能保证传统音乐一直得到继承和发扬。
传承是历史、当代的范畴。传承主体的代际状态通常处于该范畴的核心地位。任何有活力、有前景的传承,都是发展、变化着的。并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不断得以创新。这样,就可能使一个民族的艺术真正存活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进而充分显示其独特的美学价值与精神力量。蒙古族传统音乐既是历史的积淀和存在的反映,又是不断变化发展的音乐文化事象。它的发展离不开时代特定的现实,在历史中形成并在现实中得到丰富和发展,是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统一。
1 研究蒙古族传统音乐的现实意义
历年来,蒙古族音乐都在中国的音乐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许多的人对传统文化产生了质疑,使得传统的音乐受到遗弃。同时,传统的老一辈艺人不断的去世,大部分的传统音乐已经没有原来的面貌,失去了其本来定的面貌。在通过一些调查和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发现现阶段传统音乐的现状。很多的优秀文化得不到有效的传播,随着老一辈艺人的辞世,许多的传统音乐没有继承人进行相关传承,也没有相关的一些机构对这些传统的文化进行补救式的传承,只是依靠一些音乐的爱好者和传统的艺人对传统的音乐进行默默的坚守。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员的缺失使得一些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流失,给传统文化带来非常大的损失。同时,因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在进行传承的过程中还是采用较为落后的手段,一般就是对徒弟进行口头上的言传身教,这样的方式有其自身的优势,可以保留传统音乐的本来面貌。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因为这种方式是较为私密性的方式,一般只是对几个人甚至一个人进行传授,是一种不开放的传授方式,这样就局限了传统的文化传承,使得其在传承的过程中受到一定的影响。
2 蒙古族传统音乐研究的现实意义
随着社会的进步,传统音乐的一些弊端不断地显现出来,毕竟时代在不断地发展,人们的思想在不断地进步,传统音乐因为更新的速度较慢在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较为落后的情况。因此,社会上就会出现一些对传统文化不认同的思想,甚至是排斥和抵制。认为传统的音乐是落后的、不开放的、较为愚昧的音乐。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传统都有其必要存在的因素,蒙古族传统音乐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得到传承本身肯定具有自身的优势。而且在发展中也不断地出现音乐方面的非常优秀的作品。任何的事情都具有两面性,传统的文化也不例外,本身来讲传统的音乐还是文化积淀的结果,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传统文化不断地吸收历史发展中的优秀成果,使得传统文化得到非常重要的发展。同时,在进行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坚守传统文化的底线,保持着传统文化的本来面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是各代的传统文化传承者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且,蒙古族的传统文化并不是一无是处,在其中存在着相当多的精华,只要加以变革就能够成为被大众接受的非常优秀的音乐,因此在进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传承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1 与马存在着共鸣
在蒙古族中马是非常神圣的存在,是蒙古族的圣物。在蒙古族的发展工程中,不论是在内蒙古的周边还是在草原的内部,都有着对马的无限推崇,其本身的许多民谣和传统的音乐也是存在这许多对马的歌颂和表达。同时,通过蒙古的服饰和乐器也可以看出蒙古人民对马的喜爱。比如蒙古族的人民喜欢用带有马图样的饰品,他们的乐器也有很多的涉及到马的因素。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马头琴了,这个是蒙古族的代表乐器,据现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早在蒙古建国的时候就存在宫廷的乐队中,是蒙古族较为特色的传统乐器之一。
一般来讲,马头琴由马骨组成琴干,在琴箱上面蒙上一层马皮,用来演奏的琴弦和琴弓都是有马尾制成,虽然只有两个弦索但是却能够发出较为空灵悠扬的琴声,表现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表现的形式也较为丰富多彩,在以游牧为主的蒙古族中是一种非常适合的演奏方式,具有较强的穿透力和共鸣,因此在以游牧为主较为粗犷的蒙古族人民的心中应该是较为容易得到传播。同时,蒙古族对于马的推崇还表现在其本身的文化上,在蒙古族的传统故事和童谣上,很多都是和马有关的内容,有关于马的传说在蒙古族的古典故事中占据着较为重要的比例,包括蒙古族的童谣中也是包含了大量的关于马的传说。
2 与其自身的游牧文化紧密结合
蒙古族的传统音乐是中国音乐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其音乐的表现形式不同于中原的文化,是游牧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大国来讲,蒙古族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早期的传统音乐中,蒙古族的音乐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在一定的时期是非常流行的音乐表现形式。而且蒙古族的传统音乐本身就具有较高的文化成就,在音乐的表达上较为悠扬,充分的表现出草原民族对自由和生活的热爱和向往,相较于传统的中原文化来讲,更加的能够激发人们心中对自由的渴望。
在历史的不断发展过程中,蒙古族的传统音乐将本民族的风俗人情和传统民俗很好的融入到了其传统的音乐中去,是自己情感最真挚的表达。在蒙古的传统音乐中,许多的音乐曲调是非常的优美的,在音乐的情怀上主要是表达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和对父母的感恩兄弟的情感。草原的游牧生活相对来说是较为寂寞和较为枯燥的,所以蒙古族的传统音乐是无数的游牧人民在孤单寂寞的时候情感最真实的表达,,我们可以从中了解这些底层人民最真实的情感表达,这样的真情流露更加的能够表现出音乐的内涵。本身音乐作为一种情感的表达,就是需要投入真实的情感,这样的文化传承才有意义,传统的蒙古文化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并且融入了非常多的情感在其中,因此这样的传统文化是值得传承并且应该不断的进行传承的。
1 传承方式较为落后
在现阶段来讲,传统文化的传承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一般来讲传统音乐的传承是采用师徒的方式进行的,不像现代的文化传播是采用较为集中的大规模授课的方式,因此传统的教学方式就会较容易造成传统的音乐传承存在一定的问题。本身来讲这种传播的方式在一些方面的发展中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传播的群体有限,有些真正有天赋学习传统音乐的人员因为传承方式的限制不能很好地进行学习甚至根本没有机会进行学习,而那些不一定有兴趣的人员却因为家族的压力或者是各种原因不得不对传统的音乐进行学习。众所周知,兴趣是学习新兴事物的基础,如果没有兴趣就算是学习的再好也无济于事,但是传统的音乐却因为本身传承方面的问题使得传统的音乐在传承上不能真正的得到大规模的传播,这是限制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不了解才会造成误解,因为自身的一些弊端使得传统的文化得不到社会的认可,这是一个积极悲剧的事实。
2 在进行发展传承的过程中没有与时俱进
时代在不断的进步,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音乐也要结合时代的发展进行相关的改进。毕竟社会的进步也是有其自身的价值的,还是值得传统的文化进行借鉴的。闭关自守会限制自身的发展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但是显然有些传统音乐的传承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是采用传统的传承方式按部就班的进行传承和发扬,但是时代使得人们的各种思想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传统的音乐在某些方面已经不再适合人们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因此在发展中的与时俱进是非常重要的。
3 国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稍显欠缺
目前来讲,对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国家在制定各项的规章制度方面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因为非物质遗产的保护本身就不像物质遗产是真实存在的事物,它只是相关的精神文化的一种传承,这样的文化遗产形式本身在保护上就会存在一些较为不便的因素,这个度很难较为清晰的把握。如果国家干预的太多,就会使传统的文化遭受一定的冲击,失去本来的内涵,如果干预的过少就会起不到较为良好的保护效果,所以国家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也是存在一定的难度的。而且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无形的遗产,在传承的方式和方法上也有自己的特点,这些都是其保护的时候需要注意和考虑的问题。
1 大力发展学校教育
音乐的教育对于音乐的传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的蒙古族音乐的传承基本上是靠口头传授的方式,在传承的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虽然这种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不可否认还是有其自身的优势存在的,毕竟这种方式在传统音乐的传承上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但是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对于这种方式也应该加以改进,要与时代进行结合,积极的引进现代的教育理念,采用学校教育的方式对传统音乐进行发扬。现代的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采用学校的教育,可以很好的聚集较为优秀的资源使得一些人才得以被发现。因为以往的家族或者是师徒的传播方式因为本身的范围很小,非常有可能造成真正的人才或者是有天赋的人员不能学习这些传统的音乐。而学校的教学方式相对来讲就较为广泛,它不仅可以面向社会召集一些对传统音乐较为感兴趣和有天赋的学生,同时还可以对传统的音乐进行普及,是一种较为优秀的文化的传播手段。
2 积极吸收现代的音乐元素
每一种音乐的传承都有自己的途径和手段,顺着自己的轨迹不断的发展。但是时代在不断的进步,因此在发展中也要不断的吸取一些新鲜的元素对传统的音乐加以改进,积极的和时代进行结合。因为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许多的传统思想和观念已经较为束缚现阶段的传统音乐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影响下,传统的音乐传承者应该不断的根据时代的特点对传统的音乐进行改进,保留其中重要的内涵和精华,对其中较为落后的部分进行改进和完善。这样不仅可以使传统文化的精髓得到较为完整的传播,也可以对其中较为落后的东西加以改进,使得传统文化保持较为长久的活力。
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在历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其传承非常重要。但是,传承的过程并不顺利,在发展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在以后的发展中要注意其传承的重要性,通过不同的手段对传统的文化进行保护,不仅要在音乐本身进行不断的改革和创新,还要国家的相关部门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保证其能够较为长久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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